农民工在流入地定居关乎城镇化质量和市民化水平,是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以及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动力。我国进城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截至到2019年底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9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0.8%。这样庞大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城市必然会释放出更大的市场需求,通过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和城镇化水平,有助于激发中国内需潜力,进而提升中国经济发展韧性,为国内大循环奠定良好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远低于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并且农民工“流而不迁”的问题突出。已有研究表明,居民消费率低、城乡差距过大等城乡二元体制问题,归根结底是大规模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没有得到广泛重视。文章围绕“社会歧视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展开研究,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对社会歧视、身份认同和居留意愿进行描述性统计。第二,使用Probit模型分析不同维度下社会歧视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并综合利用交互影响模型从代际、区域和城市规模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第三,分析社会歧视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的作用机制,验证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第四,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替换模型、加强变量条件进行稳健性检验。文章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整体较低。劳动力市场歧视最为严峻,人际互动歧视最轻。东部地区和超大/特大城市人际互动歧视最高、社会保障歧视最轻,西部地区和中小城镇文化歧视程度相对较高。农民工身份认同多数在2.5-4分之间,东部地区、超大/特大城市中农民工身份认同得高分的占比要低于其他城市。第二,社会歧视对农民工居留意愿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其中社会保障歧视的影响程度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歧视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市规模、区域和代际异质性。第三,农民工受歧视程度越大,其主观身份认同感就越低;身份认同度越高,则农民工居留意愿越强。第四,身份认同是社会歧视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的中间机制,其内在逻辑是“社会歧视→身份认同→居留意愿”,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其比例为0.3。第五,文章的基准分析并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社会歧视阻碍农民工居留意愿的结论是稳健的。研究认为:通过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扩大社会就业总量有助于缓解劳动力歧视问题。增加财政投入、扩大供给主体,推进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福利保障政策落地有助于降低农民工社会保障歧视。推进社区活动建设、加强城乡居民的互动交流,有助于打破农民工保守闭塞的人际交流圈,降低人际互动歧视。进一步推进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引导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可以吸收发达地区和城市过剩的流动人口。以上措施有助于解决农民工受歧视问题,进而提升其居留意愿。此外,提升农民工身份认同能促进其城市定居,身份认同作为社会歧视影响居留意愿的中介,在建立情感纽带、确立城市归属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可通过完善失业保障体系、增强职业身份认同、避免使用“外来人口”及“农民工”等具有等级差别色彩的称呼等方式来提高其城市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