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图解答在北宋“选举时代”,“王安石之学怎样生成和演进?”的问题,为此,随着学主历史时空的频繁置换,王安石个人治学观念的历次嬗变、知识的多边积累、学术生成与转向的诸般特征,等等,都是要考察的重点。结构上,全文分上、下2编,共7章。上编有3章,主要就王安石学术思想的研究学史略作回顾,查阙补漏,强调历史研究是哲学研究的基础,并引出本文的总构想:以学术史研究弥补思想史研究。同时,作为研究的第一切口,在追溯王安石学术称谓的流变史中,本文首揭“荆公新学”的真貌,并立足于“王学三体”新说,将整部“王学”发展史,大体划分为3个前后相承的阶段:早年原生体(即“金陵王学”、1021-1067) 、官学体(即“荆公新学”、1068-1076) 和晚年变体(1077-1086) 。考虑到初期形态的重要性,本文专就学界未曾落实的“金陵王学”史展开具体探析。此外,在王安石的学术渊源问题上,本文也努力从以往的研究模式中走出来,也就是在交游考辨和思想“互证”这两种传统做法之外,结合“地齐”(地理环境)、“政俗”(政教风俗)和“材性”(人才素质)这3个变量要素,重新凸现学术生成变动与社会和主体的逻辑关系。于是,在下编,本文首先透视北宋“选举社会”和“王氏家族”的互动关系,并藉此渐次勾画出,王安石早年由力主功名的“能吏”志气,向“保家”、“养亲”的“进士”科举之学转变的曲线图。其次,本文接着又在“选举社会”所规范的“举业”知识背景下,梳理早年王安石“场屋”交游的整个学术网络全景,进而演绎出在“举业”要求下,王安石个人学术生成的最初范式:以“字学”为开端,以“文章之学”为辅翼,由“文”及“道”,古文经学理念和时文制作,相得益彰。再次,本文经由北宋中前期官僚运转系统这一角度,归纳出王安石任职江南5路时期,日趋“边缘化”的政治处境,以及与之伴生的“边缘性”学术交游的实情。基于此,本文进而发现,在治学上,王安石同时经历了一个由外入内、反求诸身和以圣道自任的变动,其中,他在“为己之学”和“易学”方面的学术积累,基本上奠定了前期个人心性道德之学的雏形。最后,本文通过考察王安石在京师从群牧判官到知制诰(1055-1068) 期间的政治、学术活动,得悉学术主体性的理性自觉,已将一种“外王”的企求,逐渐植入到前期的“内圣”之学当中。继而,围绕王安石在金陵(今南京)讲学的经历,本文又发现,新的“礼乐之学”在原来“为己之学”和“易学”的庇护下,已茁壮成长。至此,贯通“内圣”、“外王”和体、用不二的“金陵王学”浮出水面,“王学”原生形态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