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终弟及”是中国历史上君位继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出现于母权制社会,比“父死子继”的历史更为悠久。但是商周以来,嫡长子继承制逐渐确立,“兄终弟及”成为了嫡长子继承制的主要补充。传世的史籍中,存在大量“兄终弟及”的故例,先秦和秦汉时期的一些典型史例,成为后世非嫡长继承制的历史依据;后世一些以兄弟、堂兄弟乃至叔、侄、孙等身份继立的君主,援引这些特殊史例,制定出特殊的服丧制度和宗庙制度,以追崇本亲。“三礼”及《春秋》三传等经学典籍,也在不断地被阐释乃至曲解的过程中,成为君臣们进行礼学论争的理论工具。本文以这些经学文本和历史故例为主要材料,对历代王朝中一些著名的“兄终弟及”现象展开重点研究。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讨论儒家经学文本中涉及“兄终弟及”的几个关键源头,并结合礼经梳理出,历代争论“兄终弟及”问题时所援引的几个核心礼学原则,共分四节。通过对商周“兄终弟及”和鲁国“一继一及”的研究,本文认为,“兄终弟及”继承方式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君主早夭、无子、战乱等特殊原因。兄终弟及只是嫡长子制度的重要补充,政治斗争角力才是影响君位继承的主要因素。通过梳理经传注疏实例,本文发现,历代争论兄终弟及问题时援引的礼学原则,基本来自三个共同的经史渊源。其一,兄弟昭穆异同问题的源头,是春秋时期的“跻僖公”事件。其二,“为人后者为之子”问题的源头,是《公羊传》仲婴齐为兄后事件,本文讨论了“仲婴齐”的身份,指出《公羊传》本就仲婴齐的身份问题而论,在后世经学阐释中被扩大化。其三,服制、追崇问题的来源,则是《仪礼》《礼记》等礼学著作中与“兄终弟及”有关的篇章,本文分别总结了兄弟之服、为人后者之服的具体服丧要求。第二章,主要分析历代王朝通过“兄终弟及”方式继承君位的重要史例,共分五节。本章依次列举了自汉代到清代的君位继承情况,并对其进行了全新的数据分析。根据统计,同父兄弟、堂兄弟、族兄弟的“兄终弟及”共41次,占总传位次数的23.98%,仅次于父死子继(55.56%)。为了巩固政权,晋代开始预立“皇太弟”,此后唐、五代、宋、辽、元均有设置,整体上减弱了“兄终弟及”继承方式带来的社会震荡。就丧服制度而言,本章指出,以“兄终弟及”方式继承君位的帝王为先君所服之丧,基本都是臣为君的“义服”,符合礼制要求。但是由于大多数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都希望追尊自己的父母,从而多次引起礼学激辩。在这些论争中,经学文本被不断重新阐释,甚至曲解,为政治斗争推波助澜。就宗庙和昭穆设置而言,本章指出,以“兄终弟及”方式继承君位后,兄弟二人在宗庙中大都采取昭穆同位的办法,通常是“同庙异室”。第三章,论述与“兄终弟及”有关的礼学论争。除了前两章提到的礼学阐释之外,另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兄弟之子犹子”与“为人后者为之子”的现实冲突。养兄弟之子为嗣,与兄弟之子“为人后”不同。东晋时于氏提出“为人子不必为人后”的观点,首次将“为人后”和“为人子”分离,明代“大礼议”时张璁等人提出的“统嗣二分”观点,即是来源于此。这一观点也体现了明代理学的新发展,王廷相、王阳明等人,也都阐发了类似的思想,值得关注。其二,“继统”与“继嗣”相关问题,君统不同于宗统,继统也有别于继嗣。礼学原则之间的冲突、调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继统服务。其三,经学家对“祢庙”如何认定,也存在不同的解释。本章列举了一些认为兄弟昭穆应当相异的经学观点,从而对第二章所讨论的宗庙之争,做了进一步的礼学思想挖掘。第四章,通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相发明,讨论中国古代的兄弟伦理问题。借助传世文献,本章梳理了儒家思想中与兄弟有关的伦理思想,并列举了历史上敬守“悌道”的重要人物和事迹。本章重点列举了五篇与兄终弟及有关的简帛文献,认为早期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补充传世文献的某些缺失,从而校正战国以来关于兄弟伦理的某些误识。“兄终弟及”的君位继承方式,虽然只是“父死子继”方式的补充,但它对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宗法体系、法律制度、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就“兄终弟及”问题,历代君臣、政治家、经学家、礼学家之间,发生过多起激烈的论争,这些分歧和论争的历史过程,不仅体现了儒经阐释学的流变脉络,也展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经学和礼学)与历代现实政治之间的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