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的设立由来已久,主要功能是用来纪年,以及表示王朝之间的延续性与正统性,年号的文化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辽朝作为由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也制定了符合自身文化特点的年号制度,这不仅是契丹民族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原政治文化在草原民族中的一次成功实践,是中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突破。辽代年号的设立意味着草原游牧文明向中原农业文明的靠近与学习,是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利用。辽朝自身的治乱兴衰与它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因而,辽朝的年号的制定与选取,是对中原文化吸收和消化的过程,也是辽朝政治文明化的重要内容。辽朝年号的制定,是在唐与五代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唐朝在东北边疆设立的羁縻府州以及与契丹的和亲,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契丹民族中的传播。汉臣在辅佐阿保机统一契丹诸部变家为国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向其灌输中原的思想文化。故辽朝年号在构词、政治意向、文化内涵上都有向中原文化靠拢的迹象。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辽朝年号的内涵语意越来越丰富,不仅在政治上表达帝王统治意向,还在文化上体现了“中国”意识。辽朝前期,功业草创、政治动荡,因此年号取义多与军事战争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如“天显”、“会同”、“大同”、“天禄”、“应历”。这一时期,辽代帝王对中原皇位继承制度中的正统性有着深刻认识,但还未产生自称“中国”的正统意识。辽朝中期政局稳定、社会和谐,年号与国家稳定和国泰民安息息相关,如“保宁”、“统和”、“太平”。这一时期帝王不仅对皇位继承的正统性有所认识,对于自称“中国”的正统观意识也有所觉醒。辽朝后期政治动荡、叛乱迭起,年号与军事战争和政权存亡密切相联,如“乾统”、“天庆”、“保大”,这一时期年号强烈地表达出辽王朝是上绪唐统的“中国”王朝。辽朝皇帝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缓和阶级矛盾,改元时兼采儒释道及萨满思想。此外,辽朝改元对国家司法、宗教信仰和地方行政建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观之,契丹文化最终成为了多元交融汇聚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内容。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有助于牢固铸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深刻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理论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