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我国频繁推出了各种税收政策。这些税收措施在调控宏观经济的同时,也给纳税人带来了各种不稳定的预期,并使得企业决策和投资变得更加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营商环境,我们将其称之为税收不确定性。这一问题在OECD国家较长的税收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研究,同时也给我国今后税收政策制定和税收制度改革敲响了警钟。在我国,税收不确定性主要源于税收政策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加之税收法定性的缺失,导致税收执法过程中存在很多征管不确定性。同时纳税人本身的理解程度和纳税遵从度也影响了税收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移动变异系数构造出税收不确定性指标,并借助实物期权理论模型、预防性储蓄理论、企业现金持有理论和预期理论分析税收不确定性对投资的作用机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利用OECD国家1996-2017年的样本构造国际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回归,同时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来控制内生性。为增强模型稳健性,通过GARCH模型计算出第二种税收不确定性指标并通过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税收不确定性对投资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财政分权程度较低的国家抑制效应更加明显。但在模型中加入交叉项显示,提高国家的直接税占比可以显著地调节并减缓税收不确定对投资的抑制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降低税收不确定性将会优化我国营商环境,同时对于构建更加稳定的税企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稳定的税收预期可以促进投资,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同时,在税制结构中逐步提高直接税占比不仅可以降低税收不确定性的消极影响,由于直接税本身的特点也能起到促进社会公平和提升福利水平的作用,顺应了我国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更加注重以结果为导向的税收不确定性,关注税收不确定性对纳税人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其次,在税收不确定性指标的构建上综合以往学者不同方法,使得实证结果更加具有可信性。最后,本文引入直接税占比的因素,研究其对降低税收不确定性、促进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