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随着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立足于世界，但却在传统的封建制度的压制下，长久地陷入了“马铃薯”的命运；如何使农民走出历史的困境，就成了中国历代社会精英施政问学的焦点。 毛泽东出生于农民家庭，他以救国救民为毕生的追求。农民命运的改变和乡村经济的发展自然成为他最为关注的问题并为之耗尽心血。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执著于变革不合理的乡村传统经济体制，为农民探索摆脱历史困境、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他立足现实，将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变革分为两个步骤：土地改革时期和集体化时期。 毛泽东领导的乡村经济变革运动的第一步是深入乡村，发动农民，推动土地改革运动，摧毁封建专制的乡村生产关系。通过艰辛的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的乡村生产关系终于得以建立。毛泽东得到了千百万农民的积极支持，从而赢得了长期革命战争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 按照既定方针与步骤，毛泽东迅速做出了走向集体化的决策，将他领导的乡村社会经济变革及时推向了第二阶段。如何准确认识小农经济，怎样正确引导和改造家庭农民生产者?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变革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毛泽东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这时却逐渐代之以主观意志：单干、商品经济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家庭副业、自留地成了资本主义的“残余”；劳动发家致富成了贫富分化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毛泽东在乡村社会经济第二阶段推行的集体化的基本内容就成了让“小生产绝种”、走向“一大二公”。乡村社会经济变革的目标最终没有脱离空想社会主义和前苏联传统集体化模式的影响，方法上也没有脱离战时体制和以政治运动经济建设的轨迹。特殊经验和空想浪漫色彩的结合，终究还是遮住了这位历史伟人的慧眼。 毛泽东领导的乡村经济变革运动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思想与实践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笔者欲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解析他领导的乡村经济变革运动。具体来说，笔者试用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政治社会学中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集体困境理论等社会学理论对毛泽东所领导的乡村经济变革运动进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