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编写和出版的一批当代文学史作为国家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导向框架无疑是“重返80年代”的一个有效视角。论文通过对4部当代文学史:郭志刚等十所院校的教师共同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华中师范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社科院文学所张炯主编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和朱寨主编的《当代文学思潮史》的书写主体、历史叙事和最终命运的考察，试图说明一群与“思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的知识分子配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规划参与设计的“当代文学”在80年代中前期经历了怎样的延续和转换，又最终伴随“新启蒙”思潮所带来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动而与其载体文学史一同逐渐淡出历史的过程，从一个侧面揭示“社会主义文学”的命运与80年代国家政治、知识群体和思想状况的复杂关联。　　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围绕着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接连召开的数次会议出发，考察由于集体写作模式的规约而形构的一个知识场域及其客观结构。从中可以看出，周扬、陈荒煤和冯牧无疑是教材编写过程中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人物。然而，国家意识形态在此一时期充满了不同力量和派别的交锋，分析周、陈、冯在此一国家历史转折时期所持的话语立场，将会看到“当代文学”事实上在多重可能的阐释空间下，最终选择并发明了怎样的历史叙事。　　第二部分着重考察“十七年文艺”的重构，首先分析此概念及其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文革的“他者”而生成和规定的;其次，通过简要梳理毛泽东对“十七年文艺”的同步设计和60年代初出版的几本早期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艺”的同步描述，说明“十七年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在同步建构中是不断与资产阶级文艺斗争而走向纯粹化的无产阶级文艺，表现在文学思潮上即是对阶级斗争的肯定和对工农兵创作的强调;最后，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和《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解读，指出这两本文学史对“十七年”和“文革”的评价着重在思潮上揭示“左”倾思潮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在作家作品的选择上突出了“十七年”时期的专业作家包括部分右派作家及其创作。经过重构的“十七年文艺”一方面是与“文革”捆绑在一起的概念，另一方面又以知识分子的眼光重构了新的经典序列，显然已经是80年代意义上被纳入“改革”大叙述前奏的“十七年文艺”。　　第三部分分析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另外两本文学史:《新时期文学六年》和《当代文学思潮史》，这两本文学史基本完成了对“新时期文学”的叙述和规划，也实现了“当代文学”的重心向“新时期文学”的位移。首先是揭示“新时期文学”在概念上与“新时期”的亲缘关系，指出“新时期文学”是一个被预设的概念;接下来分析作为一个半官方半学术的机构，同时又是文学史生产重要基地的社科院文学所及其中活跃的大量批评家，尤其是中年批评家如何通过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参与到了“新时期文学”这一知识体系构筑的过程并借此暴露新时期文学“起源”中的建构力量;最后通过文学史文本的具体分析表明这些文学史一方面试图在“革命现实主义”的意义上延续“社会主义文学”，另一方面又裹挟着“现代化”的话语痕迹，因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形态下新旧交替的话语产物。　　第四部分进一步探讨这批文学史的意义和所面临的危机。通过对“十七年文艺”的重述和“新时期文学”的确立，这批70年代末80年代初完成的“当代文学史”伴随着“当代文学”学科在80年代的重建，基本被各高校采用作为文科教材，它们对“当代文学”的讲述已经在悄然之间转换为“知识”形塑了人们对“当代文学”的基本看法，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更愿意将这批文学史看作一种文化政治实践的产物，即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一批与“思想解放”潮流密切相关的知识分子参与和渗透到历史书写的各个环节中去而重建一种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努力。随着“思想解放”与“新启蒙”群体的分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终至过渡到资本主义市场化运作，工农兵为主体转换为知识精英为主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让步于西方现代主义……这批文学史在试图挽救“当代文学”的同时，由于自身的“革命”遗迹又已经面临着新的危机，成为正在消逝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