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对国家法治建设和综合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面对紧急状态,社会公众迫切需要一种强制力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护。刑法本身因具有强制性成为回应社会公众诉求的有力方式,但是当前需直面的问题是刑法能否有效回应以及应采取何种姿态加以应对。紧急状态不同于平常状态,其是指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公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产生威胁,需要有权机关确认并法定授权政府行使紧急权的法律状态。具体可分为特别重大自然灾害引发的紧急状态、特别重大事故灾难引发的紧急状态、特别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紧急状态、特别重大社会安全事件引发的紧急状态四类。刑法对刑事政策的回应、刑法对民众安全诉求的响应、刑法本能的反应、刑法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机能以及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同时发挥是刑法介入紧急状态的依据。但是,刑法介入紧急状态应有限度,即应当满足合宪层面的要求、坚持不容克减最低人权、坚守刑法谦抑性。构建紧急状态刑法应对机制包括立法和司法机制。虽然当前刑法立法与司法均积极响应紧急状态,但是仍存在一定问题。在立法应对方面,存在应急立法模式对刑法体系安全性的破坏、现有立法适应性欠缺、犯罪圈过度扩张、入罪标准模糊化的问题。基于此,提出平衡立法适应性同稳定性、平衡人权保障同社会保护机能、组织化调控发挥最大功能的刑法立法应有立场,以及坚持实质的法益概念、区别设定刑事责任基本原则的完善路径。在司法应对方面,存在司法解释立法化倾向、机械固守形式逻辑“三段论”、“唯结果论”的司法倾向、紧急法律责任下“依法从严从重”司法适用差异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坚持形式逻辑同价值判断的互嵌、主观任意性的内部与外部控制的刑法司法应然立场,同时提出合理利用解释方法、适当引入判例制度、采取“行为→结果”的思考进路、合理适用“依法从严从重处罚”的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