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来看，可以大致划分为港澳台投资(THM)和其他外商投资(OFC)两种类型，其中港澳台资本一直占据着较大比重。由于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投资在项目规模、产业投向、技术含量、区域分布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考察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时有必要将其划分为来自港澳台的投资和来自其他外商的投资，考察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异同。　　 本论文以不同来源地FDI为切入点，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相结合、总体分析和结构分析相结合、计量检验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工业部门、服务业、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考察，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理论分析方面，论文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框架：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途径是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人员培训效应和关联效应；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是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差异；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目的是通过不同来源地外资带动内资企业技术水平或生产率的提高，实现技术进步。　　 实证检验方面，论文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采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分析和对比研究。考察和检验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显著为正、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异同。　　 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研究：第一，对我国FDI流入的最主要领域即工业部门进行分析，以内资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考察了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外资来源地差异导致其对资源密集度不同的行业、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于工业行业而言，不同来源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多表现为行业间溢出效应，行业内溢出效应尚不显著；且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更多发生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尚不明显，总的来说，港澳台资本的溢出效应相应地大于其他外商资本。对于地区层面而言，东部地区的FDI溢出效应不显著，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FDI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尤其是中部地区的港澳台投资存在显著的正溢出效应。第二，在全球服务业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的FDI新趋势下，我国服务业FDI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论文采用案例分析和计量检验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考察了不同来源地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来源地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当期，其中，港澳台投资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其他外商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正溢出效应。第三，在跨国公司R&D国际化的FDI新趋势下，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投资和研发机构数量发展迅速。论文在对外资来源地不同的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现状和动因进行分析后，采用企业微观面板数据，考察了外资来源地不同的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跨国公司R&D投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实现，且港澳台投资的R&D技术溢出效应相应地高于其他外商投资的R&D技术溢出效应。　　 基于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论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积极提升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以促进内资企业技术水平或生产率的提高，实现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