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原著研读和文献分析为基础，主要采用比较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对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以此作为切入点，由点及面，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传统、发展脉络及其未来趋势，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理论资源和学术养分。维尔达夫斯基作为20世纪80、90年政治文化复兴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女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类型学的基础上构建的文化模式理论，秉承了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研究传统，关注人们的政治偏好和政治倾向，并用五种基本的文化模式概括了复杂多样的政治文化现象，既摒弃了“两分法”，也简化了“无限多元主义”，成为“有限多元主义”的典型代表，从而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进程。　　作为西方政治学界的学术大师，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研究传统的影响，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正因为如此，本文在第一章不惜笔墨，对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做了一个综述，既梳理了政治文化的发展谱系，又理清了政治文化在概念上的演进历程，为读者呈现出一幅相对详实的西方政治文化全景图。从发展谱系来看，本文借鉴美国学者迈克尔·布林特的有关论述，讨论了三种政治文化传统，即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传统;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以阿尔蒙德、派伊、维尔达夫斯基等学者为代表的美国科学的或行为主义的政治文化研究路径。从政治文化概念来看，本文深入历史，考察了该概念的兴起、发展、衰落及复兴，尤其关注历史学视角下的政治文化概念。本章的综述为本项研究主题——文化模式理论——的深入开展做好了充分的理论铺垫。　　在第二章，本文着力概述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受到道格拉斯“网格—团体”类型学的启发，维尔达夫斯基从偏好入手构建其文化模式理论，划分出五种文化模式或生活方式——宿命论文化(弱团体、强网格)、等级制文化(强团体、强网格)、个人主义文化(弱团体、弱网格)、平等主义文化(强团体、弱网格)和隐士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相脱离)。该理论有三大重要假设:一是所谓的“兼容性条件”，即认为人们的价值观、信念、行为规范不能随意组合，它们总与“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交织在一起，并有助于社会关系的合法化;二是所谓的“不可能性定理”，即认为每个社会有且仅有五种生活方式;三是所谓的“必要的多样性条件”，即认为每种生活方式都依赖其他四个竞争者而生存，为了维持某种生活方式，至少必须有五种生活方式共存。在此基础上，维尔达夫斯基引入“惊奇理论”解释政治文化变化，反对历史上的两分法，强调五种文化并存是维系民主制稳定的必要条件。　　维尔达夫斯基并非为了理论而理论，他后来之所以将研究视野从政治经济学转向政治文化，是因为期望从文化的视角理解身边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政党的衰落、联邦制的演变、环保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等。于是，他构建其文化模式理论，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他的联邦主义思想及其对平等主义文化的理解。他认为，单一的等级制、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文化分别拥有与联邦制不兼容的因素，但由它们组合而成的混合型体制与联邦主义相互兼容。他尤其强调联邦主义与结果平等水火不容，凸显出其对个人主义文化的偏好。维尔达夫斯基还侧重研究当代美国在后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女权、环保、公共舆论、学术界的生活、政治和政策争论等方面，平等主义力量的扩展与渗透，其分析具有典型的个案价值。这是本文第三章的主要内容。　　除了运用该理论深入阐明自己对联邦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解之外，维尔达夫斯基还重新解释了丹尼尔·埃拉扎尔对美国亚文化的论述以及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这意味着他从被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所忽略的平等主义与宿命论入手验证其文化模式理论，力图把它打造成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他认为埃拉扎尔的个人主义和传统主义基本上对应于文化模式理论的个人主义和等级制，但其道德型分类在概念上含糊不清。他还对《公民文化》中的案例进行再探析，认为阿尔蒙德着力分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性，提出即使在一国内部，仍然可以发现疏远型、忠诚型、服从型或参与型这几种政治文化的存在，强调混合型文化对维系民主制的重要性。在文化模式的应用方面，不仅维尔达夫斯基本人提供了例证，相关领域内还有其他学者也做过类似研究，比如韩国学者金绪英(Seoyong Kim)运用文化模式理论的分析框架，讨论了韩国在新万金工程问题上，“发展联盟”与“保守联盟”之间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以上就是本文第四章选取的几个典型案例，旨在验证文化模式理论的应用范围。　　文化模式理论凭借其逻辑上的严密性和解释上的有效性，已在政治学界占据一席之地，学界对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本文第五章从正反两方面评析文化模式理论，既肯定它的解释力，也对其展开尖锐地批判。从正面来看，重点强调文化分析相比理性选择路径的优越性、文化框架对组织学的影响、文化模式理论对政治变化的合理解释;从反面来看，一是关注文化路径与理性选择理论的相互兼容性，二是通过重新解释“网格”维度，提出第六种文化模式——互助主义，三是否认存在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理论。纵然学界对维尔达夫斯基文化模式理论的理解各有千秋，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但不管怎样，它终究还是做到了一个真正的理论应该做到的事情，即为研究项目提供计划和方案，为验证该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便利;同时，它也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对社会科学中的主流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合理批判和相互比较，这便是该理论真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