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之所以能形成强大的影响力,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更主要是因为它凝聚了时人思想、认识能够达到的至高点,满足了人们精神理想之所愿。至北宋时期,作为中国士人精神特出群体的北宋士大夫,继续吸纳佛禅严密的哲理和精密的修行方法,力图解决长期以来儒家在形上本体的认识和具体工夫方面的缺漏问题,其精神世界也明显带有佛禅的意蕴。通过对佛学与北宋士大夫精神世界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北宋士人风貌、治学风气演变方面因素的探析,还能让我们对佛学思潮与理学思潮的内在理路问题有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从而为明确更多儒、佛、道关系问题提供有效可行的方案。佛学思想与北宋初期士风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联。佛对儒的外在推力、佛与儒的内在关联,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人格精神、人生境界、治学风气、学术思想)体现了其受佛禅影响,趋于理性化、注重自觉性以及追求宏大境界等特征。佛禅对心性本体的阐述,内在超越性的追求,以及对“圆融无碍”宏大境界的展现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学在个体安顿、哲学思辨、身心修养方面的不足,进而引发了士风、学风的转变。在学理方面,受佛学思维方式的刺激和内在理论的影响,理学家们将传统儒家的道德和人性置于天道的根源之下,使北宋时人的道德实践有了形上的依据,也为后来的士人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所以,佛学对理学发生的助益作用不仅是一种“外缘说”,而是一种内在思想的传承。范仲淹作为理学先驱,其实际贡献不仅在于他对儒学精神的恢复、对后辈理学人物的识拔,更在于他开风气地援引佛禅心性思想,把“孔颜乐处”问题引向了“本体心性”之学的思考;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其“无心是道”般的“自家意思”,“明通公溥”的君子人格,使整个宋明理学都蒙上一层佛禅的意境;二程的“元无欠少”的天理说可谓是对“佛祖一般,何处欠少一毫毛”禅语的述而不作,其“主敬”的修养工夫也与佛家“心不妄动之静”有着很大的关联;苏轼的“性情合一”思想、“精灵妙透”的完美人格、“圆融无碍”的人生境界都是其深受佛禅影响的具体体现。在佛学与儒学的关系方面,北宋士大夫对佛学基本上奉行的是拿来用之的开放态度,其宗旨是“儒学为体,佛学为用”。即便他们追崇佛家之意境,其内心仍是坚定、至诚的儒者。北宋士人多不同程度地排斥佛教,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思想武器乃是对佛学“入室操戈”所得。“儒佛交融”是伴随着时代思潮演进的一个复杂而全面的过程,二者在其各自的内涵和特征下,相互作用和影响。理学是儒学欲更新而引出的思想整合运动,佛学正是其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推力。在佛教、佛学自身发展方面,北宋佛僧们更多地以宣扬儒佛一致的态度出现,反映了佛学理论方面优势地位的丧失。尽管北宋士大夫沿着佛僧们路径,继续阐释其没有讲明白的一些心性义理问题,但由于佛教之前在调适儒释矛盾的过程中向儒学输入了大量自身思想的特质内容,此时的佛学已经再无隋唐之姿势,而逐渐被理学思潮所淹没。佛学思想在北宋士人精神风貌以及学术构建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于一些学者认为北宋佛学思想已经衰落的论断,笔者以为,北宋佛学,尤其是禅宗,以渗入士大夫人格精神和程朱理学等为自身新的表现形式。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佛学于另一层面上繁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