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许多地方士绅以家族形式在内部建立学术文化的传承机制,并向外产生辐射影响,在地方上形成了所谓“文化家族”的形象。晚清时期,随着环境的急剧变化,一些后起的士绅家族难以完全沿用长期以来的成功模式,谋求家族发展,故而根据时局和自身的特性因势调整,以期迅速崛起并长久延续,温州瑞安的孙氏家族即其中一例。瑞安孙氏肇起于晚清孙衣言、孙锵鸣兄弟的科举成功,在地方上缺乏足够的根基,仅依赖二人的官方身份而实现地位的迅速提升,并在太平天国前期达到顶点。时任广西学政的孙锵鸣以奉旨回乡办团的身份跻身地方权力格局的中心地位。通过筑堡、办团、捐输等形式,孙衣言兄弟意图效仿曾国藩的路径,巩固家族在地方的主导地位。但在此过程中,孙氏及其领导的乡团与地方官绅间的矛盾一再激化。金钱会事件爆发后,孙衣言兄弟在地方势力博弈中积累的隐患暴露无遗。在众叛亲离之下,不但孙衣言兄弟苦心经营的成果付之东流,孙锵鸣的仕途也走向了终点。经此重创,孙衣言开始反省家族建设策略,放弃了以政治为中心的规划,引导家族建设的路线向学术文化方向偏移。南宋时期活跃一时的永嘉学术被乡邦人士普遍认为是遥远的文化记忆,孙衣言兄弟看中其可供发掘的广阔空间。通过以清中前期瑞安名儒孙希旦作为扭结地缘、学缘、血缘的枢纽,瑞安孙氏开始一步步建立与永嘉学派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以此丰富家族的文化积淀。尽管在乡学脉络构建层面,孙氏无甚创见,甚至为了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有意混同文脉与学脉的意涵。但借由长期大量的乡邦文献整理工作,孙衣言依然逐步夯实了自己的乡学权威地位,并沿着由个人而家族的取径,实现“乡学家学化”的进程。为了配合家族的转向,瑞安孙氏也在家族设施上做了相应的调整。通过新居的营建和族谱的修订,孙氏力图填补自己单薄的家史。出于凸显家族以文化为传承的特性,瑞安孙氏积极建立家族教育机构——诒善祠塾,以及藏书楼——玉海楼。这一时期,家族策略的核心理念也在诒善祠塾的课程设置与玉海楼的藏借规约中得以体现。这些家族设施的设置和一定程度上的公开也在夯实瑞安孙氏塑造的文化家族形象。孙衣言死后,虽然其子孙诒让为了顺应时代需求,对家族发展策略作了一些修正,但其由文教切入重新介入地方政局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安孙氏文化家族的形象愈趋稳定,但是孙氏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力度却无法与后起士绅项崧、陈黻宸、陈虬、宋恕等相比。新一代的地方士绅掌握了地方文化的话语权,他们承认并利用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作为历史人物的地位,以统合地方各势力的博弈。孙氏家族本身反而丧失了对于逝去不久的家族成员的阐释权,成为新鲜的历史记忆和“活着的纪念碑”。在晚清的历史环境下,士绅家族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也有特殊时代造就的特殊机遇。瑞安孙氏虽属个案,却可以体现当时士绅家族所需解决的共同问题。面对各个家族不同的境况,各家族领导者会根据具体条件作出不同取径。“文化家族”的形象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纪念碑,其形象的接受过程并非由其塑造者主导,而是由后起的地方士绅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性加工、发挥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