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以阉党为中心对晚明政治史的考察，着重探讨阉党的界定及人员构成，阉党形成的原因及过程，阉党在天启、崇祯、弘光、清初等各个时期的主要行迹以及部分阉党族人的主要事迹等问题。撰述则尽量充分地发掘材料并详加考辨，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阉党的有关问题进行考述。　　本文首先对阉党的概念作了界定，进而对“钦定逆案”的背景、过程、入案人员的情况、依据等问题进行解析，以此为后文的展开作铺垫。　　学界以往主要试图从内阁制度上寻找万历党争的起因。而本文认为党争乃肇源于张居正死后“言路”势力的舒张以及由此引起的万历皇帝的怠政，两者的恶性循环最终使言路势力恶性膨胀，及至掌握政局，分门别户，酿成党争。　　万历时期的党争开启了晚明政治纷争的序幕，此时官员围绕某些题目的争论也一直延续至明朝灭亡。本文以“淮抚之争”和围绕“三案”的纷争为例，探讨了万历及以后门户相争局面形成的原因和大致情形，并由此得出结论:晚明的党争之所以越闹越大，没完没了，主要是由于官员严重的好同恶异，任性使气之风习使然。如果具体而论的话，有些纷争的产生还带有利益冲突的背景。通过这一论述，也可以理清万历时期非东林党人后来与魏忠贤结合，列入逆案的情况。　　接着本文又对晚明门户之一的东林之性质、事功等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笔者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前人的相关言论进行归纳和阐述，从而认为东林从书院转化为朋党，其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这又主要与其在不同时期的人员构成有关。至于东林的事功，笔者主要征引了前人相关的负面论述。以往于东林推崇备至，颇为拔高，由此或许可以有助于对其得出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泰昌及天启初期是阉党形成的另一重要时期。这部分主要探讨了东林对宿敌的清算、东林与魏忠贤决裂的因由及其掀起的“讨魏斗争”、首辅叶向高等人的调停以及该时期的政争导致官员后来与魏忠贤结合，列入逆案的情况等问题。此外，还对天启后期阉党的事迹，如魏忠贤等人打击东林、引用非东林的情况，阉党的内部关系以及阉党与辽东战事等等做了考察。由此，笔者希望不但能进一步解释阉党的形成问题，而且还将对天启朝的党争情形、政治史得出更全面更完善的认识和理解。　　“钦定逆案”后阉党成员在崇祯时期的主要事迹就是力图翻案。翻案活动连续不断，并且表现出朝野结合的特点。这除了因为“阉党”人员不甘心失败，伺机以求复出外，也与崇祯的用人政策以及“钦定逆案”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这些翻案活动最终都归于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东林的极力制止，但更重要的则是由于崇祯的坚持。而崇祯在力持“逆案”的同时，又任用某些与阉党有关的官员以制衡东林，并因为对官员在一系列事件中的表现不满，转而任用内臣，由此也可见其受困于党争的情状。　　阮大铖是所有阉党成员中受到争议最多的一位。本文以其为个案，对他与党争的关系及其名列逆案的因由进行了考辨，从而认为他并非阉党。另外，阮大铖废锢后的行迹在阉党中也具有代表性，如留心于诗歌、戏曲的创作，结社以广树声气，希冀以“边才”起复，请兵平定民变等等。尤其是他与东林、复社的关系，对后来的弘光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史料对于阉党族人的行迹并无太多反映，本文只对周钟、周镳兄弟投身东林，贻讥于人和李清洁身自好，为人称道两种个案做了粗略考察。　　弘光朝廷虽然偏安一隅，却仍然延续了晚明的党争，甚至更趋激烈。以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和东林、复社继续争斗，如“定策”之争、人事安排的纷争（“勋臣殿争”、督师之争、围绕阮大铖复起的纷争）、围绕“顺案”处理和“三疑案”的纷争等等，其最终结果便是“钦定逆案”被推翻，而小朝廷也随即覆亡。阮大铖的复出及之后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都与马士英有一定关系。本文对二人之关系进行了梳理，由此也可见阮大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行迹以及弘光政局的大致情况。　　阉党在清初（顺治时期）的事迹，主要是以冯铨为首的阉党与以陈名夏为首的东林、复社的相争，仍然是明末东林与阉党政争的继续。前人将此视为“南人与北人之争”，这部分主要是将其基本情况梳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