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叙事”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概念。在文章的绪论部分,笔者就时尚的概念、性质以及时尚的成因展开论述,阐明了时尚与现代社会和商业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时尚叙事”的文化现象。笔者认为,“时尚叙事”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于上海商业都市的一种时尚性的另类都市文化叙事,这类风格的叙事以时尚杂志或大众传媒手段为载体,借助时尚性、大众传播的传媒方式占领文化市场,直接驱入都市日常生活的各个时空,并且以生活政治的方式影响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判断,在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亚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文章的正论部分,本文所论述的“《紫罗兰》时尚叙事”,正是“时尚叙事”风格中的文学性叙事。它既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与反传统,也不同于传统的旧文学,更与近代以来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貌合神离。表面上,《紫罗兰》的“时尚叙事”在叙述方式与叙述内容上,与传统的通俗作品有相通之处,如同样的作者队伍,以及以追求趣味和娱乐为主旨的审美精神,似乎是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不合时宜的“倒行逆施”,实际上这种创作风格的出现却是时尚需求的使然,与现代社会和商品文化密切相关。在本文的论述过程中,笔者以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为参照,从现代性最基本的哲学内涵“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以及西方现代性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客观地论述了“《紫罗兰》时尚叙事”的现代性含义,并指出,《紫罗兰》所体现的现代性仅仅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本土化的现代性,与西方真正意义的现代性根本不同。文中强调尽管在 1925-1930 年代上海现代化的上升期,探讨时尚问题无法与探讨现代性问题割离开来,但是以租界为特征的现代性殖民文化只有与本土的文化相融合才能生根,横殖而来的西方现代性在当时的上海必然有着先天的裂痕性。文中还进一步分析具有裂痕特征的本土化现代性在“《紫罗兰》时尚叙事”中的积极作用,那就是杂志本身所呈现的蕴涵魅力的多元内容和亚意识形态。本文通过对“《紫罗兰》时尚叙事”的具体论述,阐明了“时尚”与文学尤其是商业性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指出时尚性杂志《紫罗兰》所刊登的作品既是文学作品也是时尚的文化商品,因为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文化产品一旦符合时尚流行的需要,能为商家盈利,商品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则就立马出动,为此操作,使之流传盛行,所以“《紫罗兰》时尚叙事”的作品中,无论是体现国 i<WP=5>摘要家权力控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民间自在的亚文化状态,均由于“时尚”的介入而使作品的本意统统被解构,赋予了时尚消费品的特性。此外,本文还进一步阐述作为文化商品的《紫罗兰》具有的积极意义,那就是以“时尚叙事”为叙述手段,依傍时尚和经济的运行规则,将艺术审美与市场利润合理结合,丰富地展现旧上海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多元化的另类文学创作形式和文化空间;并以《紫罗兰》创作中部分成功作品为论据,论述了“时尚叙事”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良性关系,即“时尚叙事”为文学所提供的相对“自在”多元的叙述氛围,在这一氛围中文学不仅自觉地演绎出自我的魅力,而且摆脱了一直来在国家意识问题上争强好胜的局面,以亚意识形态的方式自在、多元的生存着。“《紫罗兰》时尚叙事”的亚意识形态作用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是本文论述的思想性内容。笔者认为,《紫罗兰》作为经济社会中出产的文化性产品必定具有两方面的特性:首先,杂志的存在和影响必然会超越一般商品的本来属性,其次,杂志的在思想内容上必然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组建紧密地结合。这两个特性在“《紫罗兰》时尚叙事”中,最明显地体现在杂志中以日常生活为审美风格的文学作品和各种广告、栏目所呈现的亚意识形态作用中,《紫罗兰》“时尚叙事”借助于这一亚意识形态作用,超越了自身狭隘的商品文化社会经济的意义,跨入了社会道德的意识形态范畴。因此,笔者认为在现代性意义上,“《紫罗兰》时尚叙事”带给社会的文化作用,并不亚于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它尽管只借助于日常生活审美和亚意识形态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纠结着,但是这种和风细雨的叙述方式或许对人心的改造有着更为深切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