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奠基人之一，深知辛亥时局下中华民国时代转型的坎坷与曲折，一贯坚持“开明专制”下建设世界国家的理想，先后同执掌中华民国北京政权的北洋军政强人袁世凯与段祺瑞携手。然而此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拉开帷幕，中华民国随即宣布中立，日本却以英日同盟为据，趁欧洲列强火并之际，出兵青岛，扩大侵路，强力交涉“二十一条”，独霸中国野心，路人皆知。梁启超以高度的爱国主义为旗帜，自觉地阐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外交思想，一方面强烈地谴责与揭露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的野心，一方面质问与愤懑袁世凯当局的妥协外交与帝制内政路线，构成了此时梁启超与袁世凯时期外交与内政关系。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进程加快，是否放弃中立国地位，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奥参战，以及依靠谁来参战一时成为内政与外交的焦点。梁启超，力拥段祺瑞依靠日本实现参战的方式，力主对德宣战，支持与拥护段祺瑞“中日亲善，全面亲日”的外交路线，并参与部分“西原借款”，后经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换文》一事，全面认清了段祺瑞的军阀本质。一战结束后，梁启超亲赴巴黎和会，利用国内外舆论，全力阐述与开展国民外交思想，深化了公理战胜强权的外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