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主要讨论有关主体主义哲学视域之下的传播学及传播研究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以技术化手段的“如何传播?”“如何有效传播?”“传播带来了什么?”等问题为观照核心,而是期望从主体主义哲学的视域去重新整理影响传播学发展至今的西方学术思想轨迹,并在这一思想轨迹的指引下重新思考现代性或所谓后现代性语境之下传播及其学科所面临的新问题。本论文题作一个关于西方传播学衍变的论纲。既然作为论纲,其主旨并不在于直接解决问题。通过一种追根溯源的哲学视域去审视传播学发展至今的思想史,本论文致力于绘制一幅影响西方传播学研究衍变的思想地图。我们相信,通过一种新的视域,尤其是一种影响西方几百年的哲学视域,传播学能够重新厘清和界定自己的学科地位,能够审视当前传播学泛工具化的研究取向与研究范式。同时,我们也企图通过这种追根溯源,勾连当前社会发展语境中的传播问题,并试图给出某些解释(而非解决方法)。主体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中重要的一支思想血脉。之所以会从这一视域出发去反思传播学的衍变,乃是基于其深厚的影响力。应该说,主体主义的哲学传统型塑了西方人认识世界、发现世界、认识自我、发现他人的思维方式。哲学是一切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源地’。在整个循序渐进发展的西方哲学史中,主体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认识论哲学改变了整个西方哲学关照的核心问题,也产生了西方哲学不同于东方哲学的思维框架。虽然,当代意义上的传播学产生于20世纪初,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直接与之发生关系并产生影响的是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但从更本质层面反思,这些学科都有一些内在共同的研究传统,并都受到了主体主义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人或许会问,既然主体主义哲学影响范围如此广泛,传播学与主体主义哲学又有何干系?通过一种普遍的哲学视域去看待具体的学科问题是否会泛泛而谈?对此我们认为,主体主义哲学不仅在理论层面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传播学的建构,同时也在现实层面影响了各种传播行为,尤其是在当前的新媒体时代,反思这种影响可以从另一路径给出对一些传播问题的解释。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不仅仅是心理事实的发展,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心理事实是社会事实在个人意识里的延伸。①形而上的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直接影响受这一哲学教化的个体。传播学是一门涉及研究社会事实与心理事实的具体学科,其中研究关涉到的社会、媒介与个体心灵是一组共生的相互建构关系。重新爬梳主体主义哲学的脉络,同时也是在笼统地观察具体思想家的交流思想。这里有一个我们论证的前提,即具体时代的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虽然在社会分工上不代表全部,但他们的思想和创造主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人们普遍共同关心的问题。缘此路径,我们选择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交流的无奈》(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一书中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作为切入点,追溯传播学的“前世今生”,并摸索西方传播学一以贯之的形而上原则。应该说,彼得斯此书是当世研究西方传播思想史的一本重要著作：2000年,以经验主义传播学为主流方向的美国传播学界,将其最高奖项——美国传播学会奖——颁发给了《交流的无奈》；而在有着深厚人文传统的英国,《媒介、文化和社会》的创始人之一、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著名传播学者斯坎内尔(Paddy Scannell)的评价则是：“简而言之,《交流的无奈》是我所读到的关于传播的最有独创性、最能激发思想的著作。它有着令人眩目的光彩,博学深奥,虽然有时让人费解,但却论证清晰连贯,是对我们当下关于传播的、流于常识观点的挑战。”②彼得斯之《交流的无奈》能够在西方传播学界获得殊荣,除了其著作本身的另辟蹊径和汪洋恣肆外,我想更因其所得出的结论在西方传播学界具有代表性——可谓戳中了西方经验传播学派学者们的心窝。但我们要做的工作却是对这种背后的“共鸣”进行分析——也可以说是刨根究底式地去试图戳彼得斯们的“软肋”。尽管这种尝试会显得不自量力,但我们还是希望在此问题下“量力而行”。这篇论文当然也可以被认为是对彼得斯之《交流的无奈》的批判反思。但这种批判并不致力于就交流的终极问题给出答案(任何人若这样做是不明智也不可能的,交流看似是个体自发行为,但就其社会本质来讲,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行为),同时本文也不想做一“书评”式的解剖,因此我们并不会在论文中过多纠结于彼得斯原作论证过程中关注的希腊传统或是“招魂术”以及“林林总总的不可交流性”等等问题。本论文致力于通过主体主义的哲学视域,重新审思彼得斯的“结论”,并在这一过程中反观影响西方传播研究发展至今的那些传统、趋势和问题。迪达库斯·斯泰拉说：“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可以比巨人自己看得更远。”我们将以侏儒的姿态,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尝试一览巨人们走过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