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是中西知识交流的黄金时期,入华传教士是中西知识交流的使者。在中西知识交流中,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海内外学界对宋君荣的研究虽有一定成果,但仍缺乏对其在中国天文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各领域著作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本文从知识史的视角,充分利用法语、拉丁语文献与中文文献,运用历史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跨学科理论,以宋君荣为对象进行个案研究,全面分析宋君荣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系统梳理与探讨宋君荣采集、分析、传播的中西知识,旨在厘清宋君荣所传播的中西知识,进而考察其所传播的中西知识对欧洲学术与清代学术的影响,并探究背后的原因。本文除了导论、余论两部分之外,核心内容共计五章,藉此系统研究宋君荣与中西知识交流的关系。在导论中提出了选题的缘由及其价值,界定本文所涉的相关概念,梳理海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进而阐释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拟所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对宋君荣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加以分析与考察,勾勒中西知识交流的时代背景。本章以全球史研究的视野,分别从欧洲的海外扩张与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建立,礼仪之争与雍正、乾隆时期的禁教政策,16-18世纪欧洲的知识积累与法国汉学的滥觞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宋君荣的生平活动轨迹分成来华前与来华后两个阶段加以详细地考察。第二章考察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知识的采集与分析。西方天文学是传教士在华立足的重要工具。宋君荣来华前,传教士已有对中西天文学知识的传播。本章首先阐述宋君荣来华之前,传教士在华传播的西方天文学知识与西人译介的中国天文学知识。然后将宋君荣关于中国天文学的研究分为以下两部分加以剖析:一是他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分析宋君荣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缘由,介绍宋君荣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的成果,考正他所用的参考文献,剖析阐述宋君荣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总体评价,论述他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书写,并详细考察宋君荣从中文文献中所摘录的天文记录。二是他在华期间所做的各种天文观测与气象记录,首先分析他进行天文观测的条件,然后分两个阶段考察他观测的内容与结果。第三章探讨宋君荣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与史书的译介。宋君荣主要研习了中国上古史,编译了唐史与元史。此章首先讨论他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分析其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文化语境。然后考察他对《尚书》的译介,在梳理宋君荣之前的来华传教士对《尚书》译介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他译介《尚书》的意图及他所采取的译介策略。继而探讨他对中国上古纪年的研究,阐述他对中国上古史的观点与看法。最后讨论他对蒙元史与唐史的研究,宋君荣关注的并非是这两个朝代的兴亡史,更多的是两朝史书中对鞑靼、蒙古、突厥、匈奴等族裔历史之记载。鉴此原因,本文首先考察西方对蒙元史地与西域史地研究的现状,再藉此探析宋君荣编译蒙元史、唐史的缘由,参考的底本,译介的策略及其内容。第四章讨论宋君荣对中国地理学知识的搜集与考察。与天文学一样,地理学也是最早被中国士人接受的西学知识之一。本章首先对宋君荣来华前的中西地理学知识交流史加以简要梳理,在对比分析16世纪中西地理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传教士在华传播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与西人西传的中国地理学知识。然后分析宋君荣的中国地理学研究成果,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西域地理研究,首先探究他考察西域地理的缘由及其材料来源,然后分两节阐述他对中国历史上的西域地理与他所在时代的西域地理研究;二是宋君荣对西藏区域地理的研究;三是宋君荣对广州、北京、开封等城市地理的介绍。在详细阐述宋君荣对中国天文学、历史学与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基础之上,第五章探讨宋君荣传播中西知识的学术网络与途径,及其所传播知识的接受与影响。宋君荣作为社会活动中的个体,有着自己的学术社交网络,本章首先对宋君荣的社交网络加以考察,然后分析他传播中西知识的不同途径,分别从交谈与翻译、书信与书籍这几种传播途径与媒介来进行探讨,其中还考察了宋君荣传递书信与书籍的路线与渠道。知识传播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会受到各方面的约束,因而此节亦考察了宋君荣传播中西知识的障碍。知识活动的全过程还需考量知识的接受,本章最后分析了中西方异质文化在接受地的接受情况及对各自学术的影响:一是宋君荣所传播的中国知识对欧洲天文学、地理学、汉学及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并考察专业接受者在不同语境下对同一译本的接受与干预;二是考察宋君荣在华所传播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与天文学知识,并探讨雍乾时期士人对欧洲天文学、地理学知识的吸纳与排拒。余论中综合分析宋君荣知识传播的目的、学术研究的旨趣与视野,并以全球史的视角,探究宋君荣所传播的中国知识,在经历了被西方所接受之后,以及由此推动的学术发展对中国自身学术的再影响。以宋君荣为代表的法国耶稣会士在18世纪的中西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是“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桥梁,中西双方得以互识,形成了交错的文化史。因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相对于在华对西学知识的传播,宋君荣甚至整个传教士团体更为突出的贡献在于对中国知识的西传,对欧洲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但18世纪的中国学术并非全然封闭自守,仍有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吸纳,西学对清代学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研究中西知识交流史对当下的文明互鉴及对中国学术自身的审视具有重要意义与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