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美术史上,清初“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晕与王原祁一直被奉为画坛正统。清盛大士《溪由卧游录》说：“国初画家首推四王,吾娄东得其三,虞山居其一。”直至清末海派大家吴昌硕犹称：“我愿学者宗四王,譬之饮者,如同对醇酒。”对于四王之首王时敏,画家只是他多元角色中的一个。他是画苑领袖,也是书法家、诗人、收藏家。王时敏的一生,与明末清初政治、学术、宗教、艺术的潮流和重要事件无不密切相关,通过他深入具体的历史,不仅能更好地阐明艺术史的细节和深层结构,而且有助于我们解读明清之际这一特殊历史情境中士人的精神特质。笔者因撰写《清史·文苑传》之《王时敏传》及年表长编,在近几年蓃罗爬梳相关资料的过程之中,王时敏的出处行藏逐渐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尽管王时敏有着多重身份与角色的转换,但其中一个特殊角色不仅自弱冠之后终其一生,而且几乎无人所知,那就是“居士”。在明清朝祚更迭,天崩地坼的大变局之中,王时敏用居士这一身份来安顿身心,去化解自己面临的个体生存困境与生命困境。他的信仰生活与晚明以来遗民士人群体的文化选择与价值立场有着直接的关联,他的心路历程与同时代江南士人的普遍心态同构。以佛教信仰为线索,以日用常行为素材,考察王时敏的生平行实与思想,将他的佛教生涯与理念置于明末清初的社会背景以及学术背景之中,我们发现：习见中儒者入世与佛教出世的所谓“矛盾”,只是出于知识者以“分别”权衡“智慧”、非此即彼的选择立场。在明清之际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王时敏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具备范例意义的个案。他以居士身份为标识的遗民生涯,不独为明清之际士人的现实活动做出了直观的展示,而且深刻地折射出这一历史时段江南士人群体的心态内容,为我们构筑了一幅颇有典型意味的精神图像。由是,王时敏便获得了超越个体生命的普泛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