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思想界渐呈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足鼎立之势。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皆源自海外，文化保守主义则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依托。这三种思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互相批判砥砺，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思想史。可以说，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也是这三种思潮相互纠缠的历史。此三种思潮虽然根源不一，观点各异，但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他们的分歧也由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而产生。现代化的最早也是最标准的社会样本来源于西方，因此，在很多种情况下，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也常常被被看做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清末，以尖船利炮为特征的西方文化闯入中国，向中国固有文化发起了挑战。由于无法赶走西方文化，中国人必须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处之道。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该如何鉴别、如何相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各自提出了看法和解决之道。这种不同的观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已经互相交锋了上百年，至今未熄。 从清朝的王国维开始，便开始了中西文化上的自觉比较，到五四运动时期形成了一个高潮。这期间，文化比较者可以分为三个派别，即自由派、保守派、激进派，分别以胡适、梁漱溟、鲁迅为代表。文化比较的这三个派别中，以新儒家的崛起最引入注目。新儒家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有着不同的出发点，新儒家的出发点是如何保存传统，而其他两个派别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由于新儒家以保持和弘扬固有文化为己任，就导致了它更加重视对中西文化的对比和研究。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特殊要求，也不把文化看作是影响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只有新儒家真正注意文化问题，并把中西文化比较贯穿自始终。从五四运动至今，新儒学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期。第一期从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期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第三期自八十年代至今。经过三期发展，新儒学的人数增多，理论影响增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文化热，二元对立式的中西文化比较又开始大放光彩。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属于新儒学发展的第三期，继承了新儒学发展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关注焦点和问题意识。当代新儒学八大家是指：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八个人，他们是新儒学发展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新儒家学者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思考着中国传统文化与作为现代化样本的西方文化的相处之道。在他们对比中西文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用一些对立式的词汇概括和判断中西文化，这些二元对立式的判断后来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范式，并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加强：例如中国文化主动，西方文化主静；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天人二分；中国文化注重人文，西方文化注重科学；中国文化道德，西方文化功利等等。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词语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容易传播，有些概念在社会上已经深入人心。 这些概括表面上对中西文化做了简便的区分，背后却隐藏着诸多问题。与其说文化比较是一项科学研究，不如说文化比较是一种价值观。它涉及了人们的立场、好恶、目的和比较手段。近代广泛的中西文化比较是在遭遇西方列强后产生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比较以立场相区分，对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文化是他们展现民族意气的舞台，他们用自我中心意识和文化相对主义支撑着整个中西文化比较的地基。在进行具体的文化比较时，他们无法摆脱西方的话语权，不由自主地跌入了由西方的“东方主义”而形成的自我“东方主义”之中。但与此同时，他们进行文化比较的对象也在发生着变化，逻辑上往往又采用目的论的分析方式。 当代新儒学八大家在外部面对着诸多批判，这种批判有些基于价值，有些纯粹说理，新儒家的文化比较正是在有选择回应外部批判的过程中，逐步从逻辑上完善自己，继续发展自己的体系。一些对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具体性论断被抛弃，而另一些神秘主义的概括性论断却不断地被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