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目前我国的整体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而金融领域的资源配置对于收入分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其对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理的重要性及差异性也在逐渐凸显,因此,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内在机制,可以为深化金融发展改革和缩小收入差距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其现实意义非常重大。本研究主要通过理论分析说明了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渠道及机制,金融发展水平主要通过门槛效应、降低贫困效应等两种效应和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人力资本存量等三种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随后,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方式利用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级行政区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了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在基本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检验了城市化进程、人力资本存量等两个变量的中介效应,随后通过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小额贷款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不符合基本模型结论的中部地区六省份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本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2005-2018年,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总体上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验证了理论分析中提出的核心研究假设H1。2、本文对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指标和人力资本存量指标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存在,验证了假设H2和假设H3,即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通过加速城市化水平或者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方式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通过构建小额贷款规模变量XEDK替代核心解释变量FIN回归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表明XEDK对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SRCJ的影响为显著的负向关系,且模型整体通过了F检验,模型中大部分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且符号均与基本回归模型中一致,这表明模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此外,本文还通过将31个省区市的数据按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分为四大区域并分别进行回归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除了中部地区外其余3个地区所对应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N均通过了t检验,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均在1%或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与基本回归模型所得到的结论保持一致。而中部地区对应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FIN的回归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这表明从地区差异的角度来说,地区间金融发展存在非均衡效应。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量的东部地区,凭借其区位、政策、制度、产业等优势,金融体系已日趋成熟,其金融发展水平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在全国四个区域中最为显著,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其次,而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缓作用并不显著。4、通过在基本回归模型中引入金融发展水平变量FIN的平方项FIN~2检验了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回归结果表明FIN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印证了这一假设（研究假设H4）,即我国中部地区六省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所谓的“中部塌陷”,这使得中部地区可能晚于东部、西部、东北等三大区域进入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倒U型曲线的后半段（即下降阶段）。最后,本文在实证检验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提高金融发展整体水平、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促进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推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正向作用从而通过其中介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