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向世界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后，“一带一路”倡议就成为中国当前国家层面最重要的战略举措。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一带一路”的建设就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三个原则，积极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战略对接，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扩大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一带一路”的核心宗旨就是通过对沿线国家各项建设的投资，达到共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目的。而双边投资协定通过对投资方面的保护来为缔约国双方打造了一个健康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当前，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抬头的形势下，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五个年头，我国还将不断更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方式和投资范围。可以说，加强“一带一路”投资正逢其时、前景可期。
　　目前，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挺进的大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基于充分分析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理的前提下，进而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BIT的历程与现状进行分析，然后对“一带一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详细描述和深入探究，来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越来越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域。在对文献梳理和现状分析过程中，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极不平衡，这种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会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极大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5年至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借鉴拓展的引力模型和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BIT和一系列控制变量(东道国制度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禀赋、技术资源禀赋和贸易开放程度)来研究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较小，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较大。在进一步分析后，发现这种差异的产生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水平差异造成的，而双边投资协定对沿线国家的制度水平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即在制度水平较低时，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水平的低下，从而促进我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虽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但是这些协定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够很好的保护我国的海外投资，因此这些双边投资协定需要根据新的国际投资形势进行更新和完善；我国需要加强“一带一路”国家智库合作建设，以便更好地引导“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方向；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体系，以确保投资能够防患于未然；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贸易合作往来需要进一步扩大，以此来增强贸易便利化程度，从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