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里奥（Borio）开创性地提出金融周期理论框架以来,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围绕金融周期指标甄选、周期识别、运行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索与研究,取得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成果。但在拓展保里奥理论框架使之更切合我国金融体系特色、优化实证结构从而遴选更合宜的合成指标、实证分析和检验我国金融周期运行特征,进而揭示其与经济周期的互动关系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因此,研究我国金融体系在日益市场化、国际化背景下周期性运行的规律性特征和我国金融调控的经验教训,揭示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机制,对于促进我国金融、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进行金融周期理论溯源,系统梳理和评述相关文献,力求在借鉴中有所创新。接着,确定本文观察区间（1996-2019）,遴选信贷、信贷/GDP、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作为中国金融周期的合成指标。使用带通滤波法和转折点法,得到四个单一指标周期,并逐一加以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取各单一指标周期的周期成分进行中国金融周期合成,揭示中国金融周期运行特征并加以检验,探讨政策在金融市场中的传导机制。随后,建立了一个简化版的经济周期模型,在总体刻画中国经济周期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互动关系,并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二者的互动机制。最后,对保里奥（Borio,2014）金融周期理论框架进行拓展。论文的主要研究步骤与结论可概括如下。第一,本文使用带通滤波法与转折点法处理各单一指标的代理指标数据,得到中国信贷周期、信贷/GDP周期、房地产价格周期、股票价格周期。实证分析与检验结果显示,无论在短周期频率上还是中周期频率上,四个单一指标周期都与我国金融市场实际状况及政策出台的时间节点与目标导向相符,表明本文在金融周期各变量代理指标选择上有着较好的准确性。第二,本文提取四个单一指标周期的周期成分,合成了中国金融周期。实证与检验分析显示,我国金融周期在短周期频率上和中周期频率上,与我国样本区间内发生的金融事件、政策出台的时间节点和目标导向相吻合,表明本文所构建的中国金融周期有着较好的准确性。实证分析显示,我国金融周期短周期长度约为3年,中周期长度约为7年。我国金融周期短周期在观察区间内表现为衰退持续时间长且衰退幅度小,扩张持续时间短但扩张幅度大的特点,与我国金融周期中周期表现出的特征相反。政策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我国金融市场政策传导机制具有强政府干预及强政策引导特征,金融市场政策传导比较直接和有效。第三,对比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发现,我国金融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都与我国经济周期间存在明显的“谷峰交错”和“逆周期性”特征。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间的互动机制分析得出,金融周期短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明显的动态影响机制,且两者互为格兰杰原因,这说明我国金融周期短周期性更明显。信贷/GDP、房地产价格及股票价格短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动态影响机制和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第四,本文对保里奥（Borio,2014）金融周期理论框架进行了拓展。首先,关于中国金融周期的本质,本文界定为在一个强政府干预和国际国内市场约束的环境中,市场主体权衡风险与收益时的经济行为选择及这种行为的不断强化,引致的金融运行同步或超前于经济运行的繁荣与衰退交替过程。其次,关于中国金融周期的识别,本文强调使用信贷、信贷/GDP、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变量得到合成指标周期,是识别中国金融周期的基本途径。再次,关于中国金融周期的规律性特征,本文归结为我国金融周期短周期性更为明显,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谷峰交错”、呈现明显的“逆周期性”特征,且二者间存在动态影响机制等。最后,关于金融调控政策选择,本文强调要适应政策传导机制和金融、经济互动机制的特征,综合运用周期性政策与结构性政策工具等。第五,本文特别强调,对中国金融周期短周期的干预要“更快、更准、更猛”,对中周期的干预则要“更稳、更深、更远”。政策工具选择,既从供给侧发力、也从需求端着手,以结构性政策为主、周期性政策为辅,并实行长期性优化体系结构、改革资本市场、推进金融创新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