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在21世纪头20年,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将是改变我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重要途径。随着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大量的新问题层出不穷,亟待解决,城市化这一历久弥新的老话题在世纪之初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以更加广泛的角度加以综合研究。本文第一章是城市化理论综述,正本清源,从对城市化的涵义出发,考察了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不同定义,据此概括出城市化的完整定义。接着描述了城市化的多种度量方式。城市化是一个各类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进程,其背后自有其发生机制。在诸多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因素中,专业分工,产业结构的非农化转换,经济要素在不同产业及地域间的流动,相关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是决定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分工是效率的源泉,这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着力于探讨国家富裕原因的重要结论。城市起源于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城市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来自于人们对城市分工效率的不懈追求。首先,静态地看,专业化分工引致的比较优势经济、规模聚集经济和结构协同经济能使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达到最大化,即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其次,动态地看,劳动分工引致的要素质量与数量的内源性成长积累机制能使资源利用效率不断突破现有的技术限制,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获取一种动态的报酬递增效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产业结构变革是城市化的主线之一,城市化过程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半生发展过程。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随后进一步向第三产业转移。D.盖尔·约翰逊指出,农民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资源(包括人力的、物质的和金融的),还取决于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市场)的运作状况。更间接但绝非不重要的是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制度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