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地域间的人口迁移从未停止过。现时代的城市化进程催生了东西部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进而导致了生活水平的差异与利益享受的不同,由此城市社区中出现了流动人口的踪迹。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因其“少数民族”与“流动人口”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城市独特群体的特殊性：作为少数民族,有着不同于汉文化的独特亚文化：作为流动人口,原有少数民族文化因子进入城市社区后发生变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进入城市社区的特殊族群,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与主流文化的碰撞,原有本体上存在的少数民族文化发生变迁,由于族群认同是个人与族群的双重认同,首先要从个人角度看自身特有的文化特征,其次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逐渐寻求到归属感,再根据由浅及深的逻辑顺序深化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精神层面。因此,文章主体部分从文化区别、人际交往以及宗教认同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深描出合肥市特定环境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原有文化传承现状与变迁现状。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区别包括服饰、语言、饮食等等；人际交往又可细化为居住格局、邻里关系、通婚原则、交友策略(包括子女教育)诸方面；宗教认同则是采取空间分类：信仰载体清真寺、固定清真拉面馆以及流动的小摊位。这些与族群认同的“情境论”表现不谋而合,即族群意识的兴衰是由具体的政治、经济场景变换来决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虽然在一些文化因子方面出现了变迁的现状,但是在族群认同意识上却是不减反增。如浮萍一般,漂泊在水流之上随水而聚、历经风雨,尽管这些外部力量导致它们远离家乡、漂泊远方,但是簇拥在一起的浮萍显得力量更加壮大,它们能应对更加猛烈的强风暴雨；另外,必须考虑国家政策下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话语权,包括国家给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优惠政策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应对举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际交往圈随着其多重身份变换而愈来愈广,这些身份符号的获取又少不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作用,从而形成由亲及疏的交际圈。这些都最终肯定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趋增强的族群认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