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变法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契机,随政治变革而深入。礼法之争的背景下、《大清新刑律》艰难反复的制订过程中,“必须变”是礼教派与法理派的共识,“变什么、如何变”则成了双方的战场。礼教派坚守名教纲常的阵地,法理派则力图将西法精义移入新刑律草案之中,礼教派从社会现实出发考量法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法理派按照理想社会的模型建立新规则。　　在《大清新刑律》自始至终的修订过程中,“卑幼对尊亲属之正当防卫”和“无夫奸”这两个条文始终是争辩的焦点所在。本文结合历代法律规定和案例,分析“子孙违犯教令”和“无夫奸”在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其在维护宗法家族社会中的父子之义、男女之别、长幼之序所起到的作用,以说明对这两个条文的修改和废弃会如何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家族制度的根本。　　随着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的召开,礼教派和法理派将对“卑幼对尊亲属之正当防卫”和“无夫奸”的争论从笔端带到了议场。本文结合史料,以《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为中心,通过对两派议员们有关“卑幼对尊亲属之正当防卫”和“无夫奸”辩论的分析,探讨两者何以在资政院会场上走向了不同的命运,以及不同的结果如何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在“保守与变革”、“家族与国家”中的抉择,试图一窥处于剧变中的传统中国面临着怎样的矛盾和困境,以及今日的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些复杂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