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工作的捷报频传，许多显性腐败行为都相继遭到曝光和惩罚，但是像控股股东利用职务之便获取私利行为的隐性腐败问题在资本市场屡见不鲜。华泽钴镍、猴王集团大股东侵占案以及近两年发生的中珠医疗大股东违规担保、四环生物“隐形”实控人秘而不宣进行套现等上市公司的“闹剧”，无不透露着控股股东侵占利益问题的严重性。控股股东利用自身优势地位谋取私利，将上市公司视为“提款机”，不仅损害中小股东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且对资本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威胁。但目前我国正处于新兴市场发展阶段，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对公司治理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当下之急便是积极寻找抑制控股股东攫取私利行为的法律外替代机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媒体力量的日益壮大，媒体可以作为法律制度不完善的一种补充治理机制的观点受到学者们的肯定，相应媒体参与公司治理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鉴于此，本文基于媒体发挥公司治理作用视角，在控制媒体选择偏差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基础上，利用2013-2018年发生大宗股权交易的上市公司，实证分析了媒体负面报道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关系，并嵌入了公司内部控制和外部市场化进程进行分类探讨。研究发现：（1）相比于未被媒体报道的公司，被报道公司在下一年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显著减少；（2）媒体负面报道对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水平较差的公司中更强；（3）媒体负面报道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治理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较为显著。以上结论表明作为法律外替代机制的媒体对控制权私有收益具有抑制作用，且媒体的治理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内部控制和市场化程度治理机制的不健全，从而为媒体的治理论提供更多的理论与实证支持，也为相关部门机构监管控股股东谋取私利行为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