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现代公园的发源地,是西方文明输入的窗口,公园数量居全国之首。现代公园是由西方殖民者引入中国的,携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尤其是租界内的公园,是殖民主义的重要空间。同时,上海公园作为公共娱乐空间,是西方现代性的象征,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公共娱乐意识,为人们的交往活动提供了合理的场所,它是中国社会生活重要的公共空间。在近代上海,公园与人形成了双向互动,公园带给了人们不同的体验。身份、思想不同的人们,其游览观赏公园的角度也不尽相同。郑逸梅、周瘦鹃和徐国桢等中国文人把公园当作一处城市美景来欣赏,表现出对公园的喜爱与赞美,传达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态度;在杨应彬等革命知识分子笔下,上海公园折射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的厄运,以及国人内心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愤怒与反抗;对于东亚的外邦人士而言,上海公园在居沪日本人中并未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们反而时时表露出对中国的讥讽和嘲笑,韩人由于与中国人有相同的殖民经历,时常痛斥公园里殖民者的霸行,在公园里寄托对故国的思念;以鲁迅、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拥有北京、上海双城生活经历的文人,则更喜爱北京的公园而厌恶上海的公园。基于身份背景、思想意识等的不同,现代作家的公园体验千差万别,他们有人享受现代化空间的便利,也有人看到近代中国因落后而被欺侮的惨状;有人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进步之处,也有人看到西方殖民者的暴虐行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园作为空间参与了文学叙事,构成了文本中重要的情爱空间、殖民权力空间。作为叙事空间的上海公园,是故事情节发生的关键场所,是情节发展的动力,揭示了人物烦闷忧郁的内心世界,也参与了妓女形象的塑造。上海公园与其他空间相比,其舒缓自在的氛围,开放自由的特性更适合青年男女恋爱,茅盾、张爱玲、张资平等书写了公园里的恋爱。由于社会环境的制约和个人需求的不同,公园恋爱者有着异于“常人”的个性及心理,由于上海物欲的畸形发展,上海的公园变成了一个情欲展现的舞台。上海公园是殖民主义扩张的伴生物,租界内公园的建筑设计等都散发着殖民主义思想,不同作家借助上海公园的书写,完成了从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再到阶级冲突的转变,控诉了西方殖民者的残暴统治。而公园里华人身份的佯装掩饰和白俄妇女低贱事业的开展,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殖民权力,撼动了西方殖民者在上海的统治地位。在上海公园的空间叙事中,现代性与民族性,恋爱与人物身份,殖民与解殖民等观念蕴含其中,混沌叠合,呈现出了近代上海多方杂处、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图景,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样态,烛照出现代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化的矛盾态度,展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真实面貌。公园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空间上的一个缩影,也是西方文明影响中国过程中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