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是继北洋政府平政院之后,行政诉讼制度在近代中国史上第二次实践。司法院秘书处刊行的《司法院公报》与《司法公报》中共刊载了484份行政法院判决书,由此得以了解、审视国民政府时期行政审判法律适用的全过程。1932年国民政府《行政诉讼法》在行政审判法律适用方面的规范比较欠缺,因而行政法院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实际方式与方法就值得加以探索、研究并思考对当下行政审判进一步发展的借鉴与启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的建立以及行政诉讼程序规则的构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各方学者就行政诉讼制度的构建应效仿大陆法系抑或英美法系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导致行政法院的组织、行政诉讼的程序以及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皆或多或少地受到各家学说之影响。与此同时,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以及法律适用、法律解释方面的理论学说在国内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对行政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适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党“训政”时期大力推行的司法党化也是研究同时期司法实践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法律适用的过程上看,事实认定是法律适用的第一个步骤。即法官需要通过适用证据法则将双方当事人提供的“生活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这不仅是下一步援引法律规范的依据与前提,同样也是适用证据法规范的过程。国民政府时期行政法院审判实践中适用的是当时《民事诉讼法》上的证据规则。但行政诉讼较之民事诉讼具有特殊性,其审查的对象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而在证据规则以及“自由心证”方法的运用上,行政法院表现得更为严谨,重视审查证据在来源上、形式上的合法性,对行政机关课以相对较多的证明责任。寻找并认定审判的法律依据亦是法律适用的一个重要环节。行政法院审判实践表明,当时的宪法《训政时期约法》条款、法律、行政法规、地方行政法规、国际条约、司法院解释、判例、习惯(行政惯例)以及行政法律原理皆曾作为法律依据在审判中适用。除法律、中央地方行政法规、国际条约以及司法院解释外,其他类型法源的适用对保障当事人的权益,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均有积极意义。但《训政时期约法》条款作为法律依据的适用则与《约法》规定的解释体制相违背。此外,在行政法院司法实践中,行政行为违法的认定扩展到了明显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之上。在“司法党化”风潮下,行政法院法官亦能够坚持行政法治原则,未曾像当时司法院院长居正鼓吹的那样适用国民党“党义”作为审判依据。在法律解释与法律漏洞填补方面,通观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行政法院不仅运用了诸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法律解释方法以及“举轻明重、举重明轻”的法律漏洞填补方法,并且能够将其与行政法治原则结合起来,利用法律解释方法来审查并判定被诉行政机关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等。由于行政行为中已经存在行政机关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因而行政审判的法律解释具有明显的审查性,是相关法律条款的“第二次解释”。行政法院法官在此过程中的说理非常充分,并且重视援引行政法律原理以及地方习惯等解释法律条文中的不确定概念。总体上看,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虽然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未能根本上地改变当时行政法治状况,但体现在每一份判决书当中的、行政法院法官群体的法学素养与智慧仍值得后人在提升行政审判的水平等方面借鉴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