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飞速发展,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绩。但经济快速扩张的背后也随之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法律法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还有所欠缺,资源分配不均衡或效率低下的问题越发突显,这使得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越发突出。面临这样不利的融资环境,企业一般有两种方式来进行应对,其一是在企业内部减少现金的流出,通过内源融资满足对资金的需求;其二是拓宽外部融资渠道,不仅与传统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信贷交易,还通过更多其他的方式实现外部融资。一直以来,避税被学界认为是内源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可以增加企业的税后利润,从而增加内部资金留存。但避税行为在减少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还会对市场的运作产生不利影响,不利于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产融结合模式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根据产融结合形式的区别,有的可以与金融机构进行结合与之建立联系以扩宽外部融资渠道,有的可以成立财务公司在集团内部对子公司产生影响从而获得更多内源融资,能一定程度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压力。随着2010年国资委对从产融结合态度的转变,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该领域,对整体经济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是不容忽视的部分。考虑到企业的融资需求和面临的融资环境对避税行为的影响,由此分析,产融结合对内外融资压力的缓解可能会影响到作为内源融资方式的企业避税活动,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关注到产融结合与企业避税活动的影响作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契机。本文以2007年-2020年深沪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检验产融结合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了该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分别从所在地区税收征管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两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我国产融结合对企业避税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该缓解作用主要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中介机制实现。（2）区分企业所在地区税收征管程度,产融结合对企业避税的缓解作用在征管程度强的地区更显著;（3）区分所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该缓解作用在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显著存在。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是对我国产融结合的经济后果和影响企业避税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拓展,其次是首次研究产融结合和企业避税二者间的联系,并通过实证数据验证了二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