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美国共和国早期文学大都被视为沿袭英国小说模式,迎合图书市场,缺乏创新和美学价值的产物。在文学日益式微的时代,一批职业作家的诞生为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将叙事作为公共财产,在文学创作中尽情抒发着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文学才华。在这批文学先驱者中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显得尤为亮眼,作为美国的第一位职业作家、第一位哥特小说家,以及一位文学创新者,他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多样性与创新性,意味着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写作开始作为一项专职活动,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模式。因此布朗出版于1798年的第一本哥特小说《威兰》,对于我们探究作家文学写作的意图是极具代表性的。本文就将以布朗的文学文本《威兰》作为研究主体,对布朗文学创作中政治思想的来源与表现进行研究,以期借助布朗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个体窥见十八世纪美国文学创作中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总体特征。对于十八世纪末的美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政治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他们一方面接受着欧洲大陆先进思想的熏陶,另一方面又在承袭着根植于北美大陆的传统思想,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地吸吮中孕育着新的政治思考:威廉·戈德温、沃尔夫·托恩、富兰克林以及伊莱胡·史密斯等,他们的思想观点都对布朗政治思想的形成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除此之外,出生于贵格会的古老家庭,在费城长大的人生经历,使得“贵格会”和“费城”都成为布朗一生中文学创作的关键词。这些政治思想在布朗的文学创作中借助不同的文学形象与人物关系进行了隐喻性的阐释。作品《威兰》中“父子关系”、“兄妹关系”、“情人关系”这三对伦理关系背后都隐藏着布朗政治话语的表达: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党争隐喻,殖民地对于宗主国的背离,有产贵族与无产的新兴资产阶级之间无声地较量等,都以文学书写的形式进行了政治的抒发。而《威兰》中卡尔文这一具有善恶双重性的人物形象,与《埃德加·亨特利》中克里西罗-亨特利、《亚瑟·默文》中默文-威尔贝克一起构成了布朗文学创作中“英雄/恶棍”式的类型人物。对外表的欺骗性关注是布朗最为普遍的文学兴趣之一,他笔下所描绘的人物的外在表现与他们内在心灵的真实性是存在差距的,他们突破了传统观念中对于人物是非善恶的简单定义,这类主人公往往在越过外在的种种障碍之后,败在了自身的道德困境之下,这恰好与十八世纪年轻的北美共和国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如出一辙。对神秘的,潜意识的力量的探索,对人类道德困境的探究,对人性透彻地剖析与把握,最终造就了布朗“英雄/恶棍”式人物塑造模糊性的特征。布朗在文学创作中所表达出的政治话语凸显了一代知识分子自觉的政治自发性与责任感。他并没有在意识形态变动激烈的社会现实中迷失,而是选择借助威兰家族的悲剧以政治寓言的形式,进行着自身政治观点的抒发与表达。他冷静客观地剖析了党争可能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对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旧两种生产关系的冲突进行了描绘。通过对卡尔文的“腹语”能力的描绘,对共和党人对于民意和舆论的坚定信仰提出了质疑,作家将人们对于超自然领域的信仰转化为人类理性的可见表达形式,借助语言与人的分离、书面阐述与口语表达的分离,对印刷时代社会舆论对于民众观点和意见进行影响与操控的负面作用进行了批判。同样借助对“英雄/恶棍”式人物的双面阐释,表达了在社会现实激烈变动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作家同他所塑造的人物一样面临着不知该往何处走的道德困境,他试图借助文学表达对大众智性进行了探索,努力摸索出一条实现人性完善的路径,并对乌托邦在北美大陆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也继续着对于年轻共和国的民主悖论的探寻。这种摸索是没有固定的答案,亦是没有终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