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拟以英国杰出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诗歌《哀希腊》汉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视域融合角度对晚清时期拜伦诗歌翻译的主体间性进行分析,描述对翻译过程造成影响的因素,并探讨翻译结果对中国新诗萌芽的影响。在中国历史转折阶段众多受到译介的西方诗人中,拜伦占据着重要地位。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文人给予了拜伦及其诗歌空前的关注,特别对《哀希腊》一诗更是抱有极大的兴趣。在这一时期,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等四位译者都先后对此诗进行了翻译,可见其重要性。当代众多学者也对拜伦诗歌的译介进行了分析研究。然而,他们似乎更为重视根据事实材料对拜伦诗歌的译介历程进行梳理,而没有对这些材料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强调权力话语对拜伦诗歌翻译的操控,却忽略其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试图探讨拜伦诗歌汉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新诗的影响,但是却只是简单地对译本和新时代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寻找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却忽略了对翻译这个中介进行深入的研究。因而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拜伦诗歌《哀希腊》翻译过程中的主体间性,更深层次更全面地去了解拜伦诗歌是如何被翻译的,又继而阐明拜伦诗歌汉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随着哲学领域内主体性研究开始转向主体间性研究,翻译界也开始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以改变此前文本中心,作者中心以及读者中心的研究范式。然而,鉴于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仍处于初期,并未建立独立的理论框架,本文试图引入阐释学中的视域融合理论来对翻译过程中译者、作者和读者这三个主体的间性关系进行分析,以全面探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和胡适版本的《哀希腊》进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翻译过程的视域融合体现了三个主体间的间性关系。翻译的成品是三个主体的视域相互融合、沟通的结果,三者的视域都会对翻译结果产生影响。然而,译者的主体性处于中心地位,其知识结构,审美观念等因素会对译文产生重大影响。《哀希腊》的四个译文版本也都是视域融合的结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导致译本与原文偏离较多,也对新诗萌芽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