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日,保田与重郎经新日本文化会的派遣,与佐藤春夫、佐藤龙儿三人从山口县下关市乘坐关釜联络船“金刚丸”,次日到达釜山,在朝鲜半岛游历釜山、庆州、扶余等地后前往中国大陆。在大陆游历“满洲”、北京、“蒙疆”等地,6月9日乘坐大阪商船“乌苏里丸”从大连返回神户港。本次东亚之行,前后历时四十余天。保田在此期间及回国之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而后这些文章一道被收录进单行本游记《蒙疆》(1938年)之中,该游记亦成为其唯一的一部东亚纪行杂文集。毋庸置疑,这一著作会是我们探索“保田与中国”这一主题的绝佳材料。如果说保田所谓的“昭和精神”是其探索东亚之旅的“手电筒”,那么本论尝试探究的“东亚之旅”,也就是保田的朝鲜、“满洲”、北京、“蒙疆”之旅将是一段独特的“景观”。我们遵循保田的“手电筒”所照射出来的“光束”,通过阐述各个不同区域的“景观”,不仅能认识到“光束”照射下的东亚,同时亦能发现“光束”所折射出来的暗影,从而勾勒出保田心中的中国形象。尤为关键的是,我们亦可以由此来认识始终蛰伏在“手电筒”之背后的日本这一最大的“暗影”。换言之,透过保田的中国形象乃至东亚的形象,我们可以反过来确认与确证保田的日本式思维,进而针对保田所谓的“昭和精神”展开反思与批判。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就保田与重郎的生平及社会评价进行概述。因此,本章在一开始阐述了保田作为诗人、文艺评论家、思想者、文学家的阅历与活动;梳理了日本学界对保田的评价,即大多集中在对其个人的历史行动与价值判断上,间或穿插针对其文学评论的学术评价,且大致经历纯粹否定批判—否定批判与肯定赞美并存的历程;其次,围绕保田著作的出版情况以及国内外学者对保田的相关前期研究,本章进行了详实的陈述与具体的评价,尝试指出保田研究的问题与缺憾;第三,围绕本论的研究对象——《蒙疆》,本章就保田旅行的始末、目的等进行了阐述,并就该书的形成与出版进行了简要概述;最后,提出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第二章以保田的朝鲜之旅为中心,通过梳理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前往朝鲜旅行的、具有不同身份的三位代表性日本知识分子的朝鲜认识,采用横向比较、多点测量的方法论述研究了保田在1938年的朝鲜之旅。保田的朝鲜之旅带有“怀旧”与“新鲜”的双重内涵:一方面,采取“怀旧”的态度来追溯历史,渲染日本与朝鲜的渊源与情谊;一方面,通过“新鲜”的体验,强调朝鲜人之中“日本主义者”的重要性,突出朝鲜的“日本主义”运动。就这样,保田通过朝鲜之旅论证了“日本精神”的创造力与有效性。第三章以保田的“满洲”之旅为中心,首先围绕新闻记者小林爱雄、政论思想家德富苏峰、小说家林芙美子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满洲”纪行,尝试回到1908年、1917年、1940年这三个不同时代,构筑起在保田前后经历满洲旅行,并留下独特记载的日本人的“满洲印象”;而后,通过回溯保田的“满洲”体验,即追寻近代日本经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乃至“七·七事变”以来的战争所留下的所谓“圣迹”,来追索近代日本是如何通过一次次战争从而实现自一个东亚一隅之地的小国向东亚霸主、乃至世界“一等国”的跨越的“日本精神”,从而构筑起自身的“精神与朝圣”的“满洲”之旅。第四章以保田的北京(北平)之旅为中心,以保田与重郎在历史空间视域下的北京考察为着眼点,切入其现实空间视域下的北京文化体验,最后聚焦对话空间视域下的保田一行与中国文人的一场晚宴,由此探讨保田之所以对北京抱有一种“灰色与失望”的情绪之缘由。在如此情绪下,保田借助颓废不堪的古迹、无法共鸣的艺术、麻木的庶民、沉默谨慎的北京知识分子,搭建起一个看似了无生趣、毫无生机的北京形象。面对这样的北京,保田意识到“日本精神”难以改变它,由此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失望”。第五章以保田的“蒙疆”之旅为中心,首先探讨了“蒙疆”这一概念的多样性,而后就保田在蒙疆的城市掠影与人物掠影进行了文本分析,最后提示保田何以将“希望”落实于蒙疆的问题。具体而言,保田对蒙疆的考察始终在一个比较文化、比较文明的视野下,他通过构建“十九世纪”与“昭和精神”这一对立、对抗的空间结构,突出蒙疆的“原始”和“野蛮”之性格,从而呼吁“昭和变革”,以树立浪漫主义式的“昭和精神”。第六章作为结论,首先就保田的东亚之旅进行了概述总结。保田在朝鲜通过渲染朝鲜的“日本主义”运动从而论证“日本精神”的创造力;在“满洲”通过朝圣战争遗迹从而印证“日本精神”的成型;在北京由于遭遇冷漠麻木的北京民众和沉默谨慎的北京知识分子而把对“日本精神”的宣扬转为对北京的巨大失望;最后在蒙疆认识到具有未来性的“原始”和“野蛮”而重拾希望,进而大力宣扬他所谓的“昭和精神”。事实上,这样的精神带有近代的传承,即源自“明治精神”;亦带有时代感,即通过扩张与殖民而走向“世界史的创造”的“昭和精神”。保田的东亚之行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建构这样的“昭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