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户作为国家基础性治理单元,于中国早期政治社会演化中逐步形成,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次被国家行政力量肯定、否定与替代,却始终保持着强大生命力。论文选取华北地区西二祖村为调研地点,以家户“治家权”为研究对象,探究从古至今,不同时期国家治理背景下家户内部权力行使主体、权力运行模式的转化过程以及家户在长周期演化中权力内容的整合,进而把握整个家户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底色。家户治理不仅关乎家户自身的存续和发展,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决定着中国国家治理的形态和走向。家长作为家户“治家权”的行使者,一直以来都是家户的核心人物。“家国同构”的传统时期,男性长辈因其先赋性优势成为家长的不二之选,并凭借其传统型权威对家户事务行使专断性权力。“破家立国”的集体化时期,虽然男性长辈依靠身份因素仍然掌握着家户治家权,但受国家行政力量的直接领导与干预,父权、夫权根基被动摇,家户成员逐渐转化为原子化的国家公民。而在“家国重塑”的当代,家户治理任务日趋艰巨,出众的能力成为家长获得内部成员一致认可的首要条件,家户成员之间平等民主的协商治家。从“身份象征型”当家人到“以能掌权型”当家人,从“权威”治家至“协商”治家,家长治家权的有效继替与运行体现出国家治理进程中农民的理性选择。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从弱到强,家户功能属性相应转变,治家权内容不断调整。传统时期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此时家户具有完整且自主的治家权,家户近乎承担所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功能。之后,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逐步增强,家户治家权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被逐渐剥离,两者与国家治理能力发展呈明显的反比关系。而治家权的经济功能却在集体化时期被国家权力所控制,降至历史最低期,之后其才因政治体制的松绑与经济体制的转变被重新激活。因此,治家权的经济功能总体呈现出从强至弱,又从弱至强的U型趋势。最后,笔者从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个体主义的觉醒三方面探索家户“治家权”演化的内在逻辑,并为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家户“治家权”发展所遇到的挑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