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存在一个人为理解上的研究断层,以殖民战争和民族运动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通常以几次中外战争为节点,将近代中国的起点和各阶段分割开来。作为在漫长历史时期内都同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周边各属国诸如朝鲜、琉球和越南,在近代都经历了和中国同样的命运,如果按照传统研究的解读,则这些国家脱离与中国传统关系的过程似乎就成了中国近代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性附属,失去了独立性,也失去了历史的承接性。为避免这种将越南放在19世纪中国和法国交涉附属地位的简单化和中国中心主义解读,本研究采取中国与周边国家单一案例即中国和越南的相互认识为视角,希望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尤其是周边对外关系从传统到现代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过程。在此研究视角下,越南的近代认识转变与中国的近代认识转变被放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下讨论,二者对近代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及相互认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传统秩序下的中越关系可看成一个非对称结构。非对称结构是一个描述国家间关系的二元简化结构,该结构由一强一弱两个行为单元组成,处于该结构内的两国关系时常发生波动,然而不会发生强国吞并弱国的情况,因此能长久保持非对称的关系状态。中越传统关系符合非对称结构的假定,中越在四个要素上的相互认识差异通常造成对该关系的波动影响,但总体上保持稳定。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中越两国在非对称关系下的意愿与能力水平对比,认为中国和越南在非对称关系的维持上存在意愿与能力上的明显差异：中国在能力上表现为浮动,意愿上保持较高水平；越南在意愿上表现为浮动,能力上呈现较低水平。由此判断,非对称关系容易首先从较弱一方被外部力量打破。19世纪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活动相当于从外部干扰了中越非对称关系的运转,中国和越南在初期对法国出现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中国的应对策略从主和逐渐趋向强硬与积极,反映了非对称关系中强国面对外部干扰力量时维持关系的高度意愿。越南应对策略其间有过抵抗与寻求中国帮助,也有过消极妥协,反映出非对称关系中弱国维持关系的浮动意愿；然而无论具备积极还是消极的意愿,越南都没有足够维系中越传统关系的能力。但是,由于中国拒绝法国对越保护权的提出,以及来自中越两国对维持宗藩关系的惯性认识,中越传统关系并未立刻瓦解反而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加强。随着越南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中国在维护自身西南门户与周边屏藩的主战呼声下,对法策略逐渐出现战争倾向,这种具体倾向的背后体现了观念转变在决策变化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对近代西方国际体系的适应让中国开始以新方式展开对西方国家的交涉；另一方面,中西体系的相互适应促成了中国传统认识的延续,助长了中国将周边属国重新挽回到传统秩序中的意图。在中法交涉中,由于法国在北圻的军事图谋,以及法越和约从名义上否定了中国的对越宗主权,中国开始以适应现实局势的军事行动争取北圻的实际军事控制。中国陆上军事行动的失利使得国内主战派失去对法决策地位,随着中法妥协议和,中国从事实上最终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地位。中法战争是中国传统世界观开始从根本上瓦解的重要外部促因,以此为契机,中越传统关系正式宣告终结,继之以近代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兴起,使中越近代认识产生了三个方面的转变。首先,失去越南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在维护周边藩属斗争上的失败,由此进一步深化了中国边疆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的传统秩序观和天下意识,并使得知识界在思考近代意义的“国家”建设时开始出现了对中体西用观的怀疑。其次,由于权力范围从宽泛的地区收缩到明晰的领土以内,中国的近代主权意识得到确立；由于对外身份认识实现了从天朝到国家的自降,中国的对外关系以国为基本单位得到了伸展。此外,脱离了宗主与传统秩序的越南在法国殖民统治下强化了独立意识和近代民族主义倾向,在19世纪以降出现了独特的文化发展路径,从而形成了与中国从同质文化到异质文化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