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冲绳密约",指的是在缔结《冲绳返还协定》谈判的过程中美日双方签订的关于冲绳军用土地复原补偿费替代支付的秘密协定。该"密约"的形成和曝光与冲绳军用土地问题、冲绳施政权的返还、美日关系以及日本政治与社会均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本文即是以"冲绳密约"为中心,立足于美日两国解密的官方档案并结合其他史料,对军用土地问题、围绕土地复原补偿费的双边谈判和西山事件这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事件进行梳理和考察,以考证"冲绳密约"的真伪,阐明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它们作为地方政策、双边关系和国内政治问题各自的成因和影响。军用土地问题是美国在冲绳统治的一次严重危机,也是后来《冲绳返还协定》谈判时达成"冲绳密约"的发端和重要背景。美军占领冲绳后,将大量土地军用化建立起军事基地的雏形。虽然1950年远东司令部指令在理念上明确了军用土地政策为军事基地建设服务的原则,标志着冲绳军用土地政策的正式形成,但整个媾和前时期,美军始终以无偿方式占领并使用土地,遗留下了"媾和前赔偿"问题。对日和约生效之后,美国方面改变了土地无偿占领并使用的原则,转而推行指令中要求的"征购加租赁"的新政策。按照指令精神,民政府先后发布多条公告法规,其内容核心可以概括为"军事优先、强制征用、低价租赁、长期使用",但都遭到了土地业主们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民政府单方面确定土地租赁条件和釆用暴力征地的做法,不仅剥夺了业主们自由选择的权利,还大大恶化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促使其联合起来与之进行斗争。以《普赖斯报告》的公布为标志,围绕土地问题的军民冲突达到顶点,民众掀起"举岛上下的斗争"反对新的土地征用计划,美国的军用土地政策走进死胡同。在政府高层的干预下,民政府一方面对冲绳方面的反对势力采取分化瓦解策略,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调整原有政策,大幅提高地租金来满足业主们的经济诉求,以换取冲绳方面同意其继续租赁和征用土地来维持军事基地,总算化解了这场统治危机。军用土地问题的爆发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原先统治政策只追求军事利益的负面性,适时调整为在保证军事需求的同时也兼顾当地社会福祉的方针。到1958年底,军用土地问题基本解决,但遗留下来未曾解决的"媾和前赔偿"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这部分土地业主始终致力于获取赔偿,直到1966年美国国会同意划拨资金才加以解决。同样地,由于负责处理机构与土地业主们在认知上的差异,使得部分媾和前时期军用土地的复原补偿问题又成为遗留问题的"遗留问题",直到美日开始为缔结《冲绳返还协定》举行谈判时仍未得到解决,这就为这一地方问题进入外交领域留下了空间。本文的核心是对"冲绳密约"真伪进行考证,进而分析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1970年12月,日方在《返还协定》文本的谈判中正式向美方提出包含土地复原补偿费在内的请求权问题。经过内部评估,直到1971年4月美方才正式表明不愿为此承担财政支出的立场。当谈判陷入僵持局面时,日方主动做出让步,在请求权问题中仅保留土地复原费一项,并提出为对方提供资金的建议。然而由于在资金接收方式和协议文件的保密性上双方诉求的矛盾冲突,导致该问题迟迟不能达成一致。在6月9日罗杰斯国务卿与爱知外相的巴黎会谈上,双方最终敲定解决方案并授权给东京驻日使馆和外务省官员落实完成。在否定外相密信的形式后,于1971年6月12日由美洲局局长吉野文六和斯内德公使以署简名的方式签署"讨论纪要",规定在财政补偿资金中增加400万美元以支付复原补偿费。必须指出,该文件虽由事务级官员签署,但却是在爱知外相的授意下进行的,并得到了佐藤首相的首肯;档案显示,日方此后确实按照该文件规定的内容向美方提供了资金,再加上该文件的形成过程和签署均是在秘密中进行,且与对外公布的协定内容有着重要差异,乃是名副其实的"密约"。"冲绳密约"的形成表明,美国依然是双边关系的主导方,日本不仅要在谈判中要做出妥协,还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而陷入两难境地。作为"密约"问题的衍生产物,西山事件的发生使得这项原本属于外交领域的问题转而进入国内政治的舞台。西山太吉通过莲见喜久子外泄的机密电报被社会党议员利用向政府发难,无意中成为政党斗争的一枚棋子。在庭审过程中代表政府的检方大肆渲染西山、莲见二人男女关系混淆视听,成功地将西山定罪,从而掩盖了政府缔结"密约"的真实内幕并逃避相应的责任追究。尽管西山所代表的媒体方面一度发起捍卫"国民知情权"运动与政府要求保护国家机密的立场相对抗,其行为和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和正义性,但仍然无法撼动自民党构建的官僚政治体制的根基。也正是同样的原因,纵然在时隔三十年后,西山利用所掌握的人证、物证试图再度发起要求政府公开密约的诉讼,终究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总的来说,本文将"冲绳密约"的前因后果及其本身作为整体来观察,它反映了围绕冲绳问题战后美日关系的基本特性,即从冲绳"分离"到"返还"过程中,不平等性始终是双边关系的主旋律,而在美国塑造的战后体制下,对于日本政府决策者而言,维护美日关系以及所属政党或个人的利益在政治实践中则始终凌驾于民主社会对国民负责的原则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