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滥用程序原则作为一项抗辩依据,频繁地出现在国际投资仲裁之中。在投资仲裁实践中,滥用程序原则或仅作为条约解释的工具,在解释管辖权要件时援用,或作为自治性原则,独立发挥限制特定仲裁请求获得仲裁庭审理的功能。可以说,滥用程序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可适用性无需置疑,但该原则的地位和适用方式仍需进一步的明确。尽管抽象化概括滥用程序的概念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仍可从滥用程序在国内法和国际法的适用状况中发现其本质要求。对滥用程序的界定不可避免地需要在特定法律体系语境下,对当事人之程序性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中,滥用程序原则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和适用方式,各种各样的司法实践不仅丰富了滥用程序原则的内涵,更是为确立其一般法律原则的地位提供了大量佐证。固有权力理论、善意原则理论以及滥用权利理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滥用程序原则的适用提供理论基础,然而三者在理论上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局限性,难以独自为滥用程序原则提供有力支撑。从最大程度发挥滥用程序原则实际效果的角度出发,将三种理论与实践需要有机统一的方式更为可取。具体到仲裁实践的适用方式上,滥用程序原则的适用经历了从辅助工具到独立适用的角色转换过程。仲裁庭逐渐放弃将滥用程序原则依附于管辖权要件的做法,转而承认其一般法律原则的地位,通过纳入可预见性标准和目的要素对滥用程序原则进行独立适用。虽然仲裁庭对滥用程序原则的适用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滥用程序原则的适用方式上,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明确的问题。一方面,滥用程序原则应当作为自治性原则加以适用。另一方面,其适用效果应当进行明确区分,出于与管辖权要件相分离的角度考虑,滥用程序原则的适用效果更适宜与可受理性问题相结合。此外,滥用程序原则的适用标准,即可预见性标准和目的要素也需要进一步统一。至于具体适用阶段和相应的制裁措施,则仍应留由仲裁庭自由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