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如摩西·赫索格、奥吉·马琪以及查理·西特林等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多为美国犹太人,性格敏感、脆弱,特立独行,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可以通称为“贝娄式人物”。“贝娄式人物”一方面承受着来自西方世界对犹太人的误解和压力;另一方面,在科技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日渐冷漠的现代社会,他们也同样体验着现代人的困惑与艰难。他们留恋过去、总是试图逃离当代社会的生存法则的束缚,却又没有明确的方向。基于以上三点,可以说“贝娄式人物”是在外在现实和自我世界的夹缝中生存。二战后的美国被称为“最好的世界”,可是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面临种族歧视和失业的威胁。对现实的不满使“贝娄式人物”倾向于逃离现实,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依据书本知识和自己的过往经历,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价值体系,并以这套价值体系为摹本构想出一个乌托邦世界,以对抗个体所处的现实困境。“贝娄式人物”的乌托邦由社会乌托邦、爱情乌托邦和艺术乌托邦三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表现出宏大精致却带有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事实证明他们的乌托邦构想都无法真正实现。二战后的美国一方面经济和科技取得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批革命者试图按照自己的理想重建一个新的乌托邦世界。不同的革命者设计了不同的乌托邦,激进的底层青年想要将地球变成暴力的乌托邦,科学家们则想在月球上建设科技乌托邦。暴力乌托邦的实践使社会陷入更大范围的混乱,抛弃了人文的科技也无力支撑一个完整世界的运转,因此小说中的暴力乌托邦和科技乌托邦最终都不了了之。在这一阶段的探索和实践中,不论是“贝娄式人物”的乌托邦三部曲还是革命者的乌托邦实践,都以失败告终。在试图逃离现实的实践失败以后,“贝娄式人物”对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体悟。最终愿意正视自己的民族身份,勇敢追求个人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应尽的责任;适度向现实妥协的同时,保留批判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贝娄式人物”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在现代社会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不可否认社会发展自有其运行的轨迹,但是现代文明的前进仍需要大众的努力,用人与人之间的爱来代替暴力,将科学的力量与人文思想的曼妙相结合。唯有如此,社会才能摆脱“荒原”的现状,更好地守护与个体之间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