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贸竞争的加剧及寻求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动机的产生,企业的创新能力变的愈加重要并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我国早在十八大就提出了创新驱动的发展策略。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更是把创新引领发展,提升科技支撑能力,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营造社会双创氛围作为政府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在公司治理中,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股权激励能够解决所有者与管理者目标函数不一致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管理层关注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被视为解决企业治理中管理层短视与创新抑制的主要方式。然而,股权激励中过高的行权业绩目标也可能在短期内诱发管理层通过削减研发支出来满足绩效要求。那么股权激励中不同的行权业绩条件到底会对公司创新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拥有什么样行权业绩条件的股权激励方案会对公司创新能力产生较好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并且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的股权激励从刚开始就是一种业绩型股权激励方案。鉴于此,本文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事件为样本,手工收集了事件中所有行权业绩条件的类型与大小,进一步探究了股权激励方案中,设置不同的目标行权业绩条件可能对公司创新投入所造成的影响。以研发支出比上营业收入及总资产的方式衡量公司创新投入力度的大小,收集并控制了影响公司创新投入的其他相关因素,逐步构建行权业绩条件类型、行权业绩相对于前三年平均水平高低对创新投入影响的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影响两者之间关系的公司内外部治理要素。实证结果显示,同时设置权益净利率、营业收入增长率及净利润增长率这三种指标会显著降低公司的研发支出;若设置的净利润增长率目标高于前三年均值水平,则公司的研发支出会显著下降,采用科技导向型战略以及较高的股权制衡度与市场集中度均可以削弱这种抑制效应;随着目标权益净利率偏离前三年平均水平的增大,公司的研发支出呈现倒U型变化。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为了通过优化股权激励驱动公司创新,首先,需要合理设置行权业绩条件组合,精巧反映高管经营成果,避免冗杂指标体系对高管的不当约束;其次,要权衡行权业绩条件设置的高低,过低达不到激励效果,过高则会诱发机会主义;最后,要完善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通过良好的监督制衡系统,减少行权业绩压力所导致的高管投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