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作为一个研究翻译现象的新视角,自上世纪末以来受到翻译界学者的高度关注,如今已发展成社会翻译学视角。该视角认为翻译实践本质上是社会实践,此外,该视角关注社会因素对翻译实践及翻译产品的影响。罗慕士翻译的《三国演义》全译本整体上呈现出两大翻译特点:充分性和可接受性。该翻译活动由外文出版社主动发起,其社会属性极其明显。译本呈现出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也是该活动涉及的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综观当前研究,鲜有学者注意到该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以及作用于该译本的社会因素。因此,本文基于社会翻译学视角,从皮埃尔·布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对《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进行研究,旨在探究促使罗慕士形成既充分又极具接受性的译本的社会因素,并探讨在这些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罗慕士具体选择了哪些翻译方法。经大量阅读和分析相关文献资料,对比原文和罗慕士译本（部分举例涉及虞苏美译本）,研究发现,罗译本在翻译场域、资本以及译者惯习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形成。首先,翻译场域。罗译本受外文出版社委托,因此,场域首先明确了这个翻译活动的主要目的,即传播中华文化、实现文化交流。基于此,罗慕士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整体偏向直译,即充分性翻译。其次,资本。从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看,资本表现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符号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作用于罗译本的翻译过程,即确保翻译活动正常运行;罗慕士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为他在具体翻译方法的选择上赢得了巨大的决定权。最后,译者惯习。罗慕士的翻译惯习由其社会实践共同形成,作为汉学家、汉语教授、译者以及美国高等知识分子,教学、学术研究以及翻译是罗慕士的主要社会实践。受教学以及学术研究影响,罗慕士形成深度解释某类社会或语言文化现象的习惯,因此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偏向增译、释译、加注;由于罗慕士对汉语语言结构做了深入研究,因此在翻译汉语特殊句式时,偏向直译;罗慕士注重诗歌的韵律和形象,因此在翻译诗歌时为了保留韵律和形象,常选择增译、明晰化翻译、重组结构、合并、改编等翻译方法。整体而言,罗慕士译本既关注了对原著的充分性翻译,也关注了西方读者的可接受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