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必然以成为翻译文学为审美追求,而在二十世纪我国浩如烟海的翻译文学中,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无疑是一部能够对一代又一代读者产生巨大影响的译作。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传播已有七十年历史,对它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进行梳理考察,并做研究探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不仅仅是因为至今尚无人在做这方面工作的缘故,而主要是因为这部巨著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和我们已取得的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之间,还很不成比例。　　 考察一部翻译文学作品在我国的传播与影响,通常只是以翻译的跨学科性,来解释其学术合法性；而这种解释其实是模糊的,因为这仅仅是用翻译的实践层面的无所不包,代替了理论层面的无所不包,并没有真正从翻译的理论层面去认识和思考。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转向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越来越关注翻译在译入语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传播与影响。这确实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畛域的突破,然而,这并不是对翻译学科自身边界的打破,不是对翻译研究对象的任意扩展,因为传统翻译研究主要是对翻译的狭义的过程即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而现代翻译研究是对翻译的广义的过程,即包括从文本的选择到译本的接受在内的研究。传统研究主要是考察译作这个新的生命是如何诞生的；现代研究考察的侧重点,是新的生命在新环境中是如何生存的,如它发挥了哪些功能、遇到了哪些抵抗、最终引起了哪些反响?所以显然,这种考察活动实际是对文学翻译活动的静态结果进行动态传播的研究。　　 本论文除运用翻译学的理论外,还借助文艺学、社会学、语言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等方面的理论和知识,进行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的研究工作:第一步主要是客观地描述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与接受的主要脉络,考察了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决定和制约翻译的影响与接受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第二步,以史为镜,通过傅译这部公认的翻译文学经典,对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和翻译文学的本体问题,进行既有针对性又有普遍性的一步一步的探讨和思考、分析和论证。从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两个层面,关注了翻译的静态结果；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关注了译作新生命的动态过程,探讨了文学作品完整体系的最终建构与读者的关系。　　 本论文由绪论、主干四章和结语共六个部分组成。在绪论中,我们首先论证了本论文选题的价值和意义；继而,在指出传统的规范性翻译理论的局限性后,我们主要从描述翻译研究和新兴的翻译文学研究的角度,做了切合本论题的概要性的论述；并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有述有评的简要的梳理；最后,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明本论文的预定目标和研究思路。　　 第一章对罗兰及其作品在我国解放前的译介与研究、传播与影响,尽量做了与本论题相关的系统和全面的梳理。我们主要围绕罗兰在我国民国时期的三次译介热潮进行了描述,从翻译文学史和接受史的角度,肯定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于生活在黑暗和苦闷中的民国进步青年的积极影响,成为他们精神突围的力量源泉。　　 第二章前半部分梳理了建国至改革开放期间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介与研究情况:傅雷重译出版的这部作品,艺术风格更为浑成；然而这期间,我们却看到了这部经典译著遭遇的抵抗与排斥,无论对它的“讨论”还是“研究”,在左倾路线操控的主流话语里,都是对它进行的意识形态上的“拷问”。后半部分描述了这部经典译著的重现辉煌,并从研究的角度指出,新时期以来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主要存在着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反映了唯政治论的陈旧意识；另一种注重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与法则。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我国作家对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本的认识和接受:如茅盾从文艺流派上对罗兰及其作品所做的划分,从“新浪漫主义”到“新理想主义”；胡风从罗兰作品中,汲取了可以支持其独特的现实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感性材料；巴金能从罗兰作品中“寻到快慰和鼓舞”,基于两人的思想核心和美学原则的相通；我们也从人物塑造、主题思想以及创作的题材和体裁等方面,较为侧重地探讨了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与《约翰·克利斯朵夫》之间的共同性或相似性。我们还用具体的统计数据和具有代表性的读者评论,来进一步揭示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广大读者对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诉求。　　 第四章主要以傅雷的翻译理论主张和翻译实践精神为指导,首先通过个案研究与分析,通过译者倾注的心血与热情,而达到的对原作根本的理解与契合的表达。探讨了翻译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继而,从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翻译文学经典出发,对翻译文学本体研究加以关注,探讨了翻译文学的特有品格和翻译文学经典形成的内在要素；最后,从建构这部翻译文学经典的必要因素出发,试对当前翻译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翻译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和翻译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做出应有回应,以期本论文的研究工作迈向当代学术前沿。　　 在结论部分,我们以《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例,对文学经典和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作了简捷的概括。随后综合上述四章的论述,我们认为:翻译文学作品才是真正起到沟通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桥梁；文学作品中的“神”,不仅仅指涉作品的内容主旨,还包含着可以表现活灵活现的“神气”、“神态”和“神情”的艺术形式；翻译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忠实既是文学翻译理论也是翻译文学理论中最厚重的一块基石；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来说,是作者的力量、译者的力量和读者的力量三者共同确立了它翻译文学经典的地位,而其中,译者的力量至关重要。最后,我们还从本论文的能指意图出发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感染读者主要在于文学性而不是文化性；文学之审美、艺术之自律才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更值得探讨的地方；只有在大文化的视野中始终立足于文学性并从文学性出发,翻译文学才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的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