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戏剧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反映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社会的变化,美国戏剧的发展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二十世纪初期,当男性剧作家在美国戏剧舞台的中心大放异彩时,女性剧作家尚处于默默无闻的边缘地带。然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性剧作家们开始崛起,其创作形成了美国戏剧界充满活力的一道风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权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女性戏剧的发展,大批优秀的女性戏剧家脱颖而出。她们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女性经验和二十世纪美国社会背景下的女性生存状态,莉莲·海尔曼和玛莎·诺曼是其中两位杰出的代表。她们的经典之作给美国戏剧舞台注入了活力,对美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关注的是,诺曼将海尔曼奉为先驱,在访谈中数次谈及海尔曼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莉莲·海尔曼是美国二十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作为第一位闯入男性作家主宰的戏剧世界的女性,海尔曼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创作了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尤以1939年发表的《小狐狸》而垂名。虽然女权主义运动在当时尚未产生广泛的影响,海尔曼在其作品中却已经渗透了深刻的女性关怀。玛莎·诺曼因《晚安,妈妈》于1983年获得普利策戏剧奖,距离海尔曼的创作高峰近半个世纪。诺曼的作品不仅沿袭了海尔曼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手法,而且秉承、发展了海尔曼的女权主义思想。本论文以唯物女权主义和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为理论支持,对海尔曼和诺曼的原创剧作进行解读,旨在透视作品中女性人物在社会伦理范畴、家庭生存环境和个人心理空间的存在状态,进而探索两位剧作家作品中女性身份由依附到独立的嬗变。论文由五部分组成。引言部分阐释了本选题的成因、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简要介绍了与主体分析有关的背景信息;总结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分析了现实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系,为论文的主体分析奠定了基础。论文第一章聚焦于两位作家作品中所表现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在道德层面的弱势地位。海尔曼的《儿童时间》和诺曼的《出狱》是本章分析的对象。《儿童时间》讲述了公众基于一个孩子编造的有关同性恋的谎言对两位女教师进行迫害的故事。剧中的两位女教师最终被判定为有罪。海尔曼揭示了传统社会对未婚的职业女性的偏见和排斥,重申了她的一贯主题:在父权伦理的统治下,追求自主行为的女性没有生存的空间,难以立足于社会。剧中女性悲剧的根源不在于她们同性恋关系的真实与否,而在于她们创办学校、追求自主权力的行为违背了父权伦理对女性角色的定位。她们的行为对固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形成了威胁,必然会招致迫害。本剧更大的悲剧在于男权社会伦理道德的女性捍卫者的代代衍生,她们成为对两位女教师实施迫害的主力。两位女教师创办的学校最终倒闭,而她们本身也无法挣脱流言之网,其中的一位选择了自杀,另一位从此一蹶不振。诺曼在她的处女作《出狱》中对伦理道德问题予以了同样的关注。剧中的主人公阿琳是一个被父权法律制裁,受父权道德谴责的女性。诺曼借助于“分身法”,将阿琳的少年往事和成年经历在舞台上同时展示给观众,既追溯了女孩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监狱这些所谓的社会道德机构对女孩的堕落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揭露了这些机构对阿琳出狱后的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出狱后的阿琳所面临的生活选择非常有限。如果拒绝仅能糊口的洗碗工的工作,她就只能重操旧业,作街头女郎。然而,现实虽然严酷,诺曼笔下的女主人公却并不放弃希望,最终找到了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获得了寻求独立的社会身份的勇气和力量。论文的第二章探讨了两位剧作家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性在生存空间中的无能为力和无所选择。海尔曼最成功的作品《小狐狸》和诺曼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晚安,妈妈》均以家庭为背景呈现女性的生存困境。《小狐狸》塑造了三代深陷家庭牢笼的南方女性。在本剧中,海尔曼将女性生存空间的局限性归结于经济原因。没有经济能力导致女性独立身份的缺失,以至于她们的婚姻和前途都由家族中的男性掌控,成为男性成员获得利益的棋子。逃避是这部作品的一个中心主题。作品中的女性以幻想或怀旧等消极方式逃避现实,沉湎于宗教或者酒精进行自我麻痹。瑞金娜是本剧的核心人物,也是美国戏剧史上最强悍的女性人物形象之一。她一生的梦想就是逃离家庭的桎梏和落后的南方,到芝加哥去谋求新生。她深知金钱的重要性,为击败家族中的男性,获取家族生意中的最大利益,她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丈夫的性命和女儿的信任。通过回顾哈伯德家族的发迹史,海尔曼试图说明:在瑞金娜扭曲的金钱贪欲背后恰恰反映了女性在经济上长期不能自主的现实。剧终落幕时的瑞金娜恐慌而孤独,这个看似成功的女性实际上是男权价值观的牺牲品。诺曼在《晚安,妈妈》中也对女性的生存空间进行探讨。因遗传父亲的癫痫症,女主人公杰茜被剥夺了工作的机会和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她的生活因此被限制在狭小的家庭空间里。诺曼凸现了压抑的家庭关系,尤其是深受父权伦理影响的母亲对女儿的控制。作品深入地揭示了母女关系对杰茜独立意识形成的负面影响。当不能自主、毫无意义的生活注定不会带来变化和希望时,杰茜决定通过主动结束生命获得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诺曼强调本剧的重点不在于讨论自杀,而是肯定生命个体捍卫自主生活的权力,即使是以自杀为代价。论文的第三章深入到两位剧作家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心理状态。海尔曼的最后一部作品《阁楼上的玩偶》和诺曼的《洗衣房》中的女性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与男性的关系来定义自己的社会身份。这种附属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她们的心理失落。《阁楼上的玩偶》中的女性将家族中唯一的男性朱立安的幸福视为她们生活的唯一目标,满足于自己作为“朱立安的姐姐”或者“朱立安妻子”的身份。为维持这种身份,她们使朱立安长期在经济和情感上依附她们。而当朱立安突然宣布经济独立、不再需要她们的资助时,失落感和危机感随之而来,因为她们唯一的身份受到了冲击。为恢复原有的依存关系和生活状态,她们采取破坏性的手段粉碎了朱立安的发财梦,使他再一次变得身无分文。海尔曼揭示出,这些女性的爱之所以扭曲,根源在于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关系使女性丧失了自我。对她们而言,只有维持与男性的关系才能找到生存的意义。诺曼在独幕剧《洗衣房》中也触及了女性的心理空间。该剧讲述了两个陌生女人于静谧的午夜时分在公共洗衣房里的相遇。倾诉的渴望促成了她们之间深入的心灵交流,而这成为她们各自生活的重要转折。虽然出身、年龄和性情差异很大,她们却经历了相似的失落和对生活的失望。年轻的女性因为母亲的挑剔和漠视而痛苦,因为丈夫的不忠而愤怒。而年长者则生活在自我欺骗之中,不愿意面对丈夫已经辞世的现实。当向对方袒露了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之后,她们充当了彼此的“母亲”角色。母性的关怀和启迪使她们获得了对自我、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走出了各自生活的阴霾。在这部剧中,诺曼强调了女性群体之间的互相扶持对构建女性独立身份的积极作用。通过对两位剧作家原创作品的细读和分析,本论文得出如下结论:在秉承海尔曼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段的同时,诺曼继承了海尔曼作品中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但是在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冲击下开始创作的诺曼在女权主义主题的传达上更明确,塑造了更积极的女性人物形象。海尔曼和诺曼都试图通过对女性个体生存困境的刻画来昭示二十世纪美国社会女性整体的生存状态。然而受作者所处历史时代的影响,海尔曼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往往采取消极的方式面对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现实,通过酒精或者宗教进行自我麻痹。她们缺乏自我意识,未能获得独立的女性身份。相反,诺曼赋予她的主人公更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更清醒的自我认识,她们能够采取积极的方式突破在道德和生存层面遭受的歧视和束缚,从而获取对生活的主宰权利。诺曼尤其强调女性群体的互相扶持对女性成长的积极作用。总之,本论文将莉莲·海尔曼和玛莎·诺曼的创作探讨置于美国戏剧的历史框架之内,旨在彰显她们对美国戏剧的繁荣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而论文所揭示的诺曼对海尔曼的继承和发展则从一个侧面书写了美国女性戏剧的不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