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理念强调既要不断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处理好经济增长与发展成果共享的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如何解读“两大奇迹”是学界目前关注的热点问题。共享既是经济增长手段,又是经济增长目的。因此,基于共享视域下解读经济增长对回应“两大奇迹”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目前学界主要关注成果共享,对共享是经济增长手段尚缺乏研究。共享不是简单的成果共享,而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为研究共享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从广义角度定义共享。即共享指主体间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通过一定的作用机制,使得发展认知（包含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态度等）与发展过程（包含发展手段、发展方式、发展行动等）协调一致,共同创造出发展成果并共同享有,最后以满足主体自身的多层次、多样性需求,获得愉悦的共享体验和感觉。因此,本文基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与“共同体”思想,尝试探讨共享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环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共享的经济增长实现逻辑与共享演变特征;基于1979-2018年全国层面时间序列数据与30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尝试探讨共享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影响、贡献大小、影响路径;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五年规划”的文本分析,尝试初步总结我国共享发展的实践进路与启示。共享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总和称为“共享效能”,即共享的经济增长总效应。其实现逻辑表现为“生产、交换”环节产生的共享效率与“分配、消费”环节产生的共享合意。生产环节,在追求共享对象使用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提升资源使用率;交换环节,信息更对称、市场化程度更高,促进交易成本降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分配环节,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提升人民获得感;消费环节,供需更加平衡与效用水平的提升,提高人民满意度。本文尝试将共享效能纳入C-D模型,推演发现随着共享效能提高,经济实绩会收敛到一个更高的稳态水平,经济政策含义为共享有利于经济增长。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共享演变特征表现为各省份共享效率越来越大、共享合意程度在波动中趋于收敛。第二,尝试通过替代变量的方法测算共享效率与共享合意程度,实证分析共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分析全国层面时,共享效率、区域共享合意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省内共享合意对经济增长却有显著负向影响。当分析四大经济带时,共享效率和区域共享合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现了时空上的差异,共享效率增加可以显著有利于各区域各阶段的经济增长;但共享合意在时间维度上影响都不显著,在空间维度上只有东部地区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本文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尝试对比共享效能、资源效能、技术效能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程度,发现1986年以来,资源效能贡献最大,共享效能居其次,技术效能最弱。第四,本文尝试分析共享效能的影响路径,发现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城镇化率、增加资本及人力资本投入、提高非公有化率、第三产业比例以及信息化程度有利于提高共享效率,通过提高城镇化率、人力资本投入、非公有化率、第三产业占比、居民消费占比有利于提高区域共享合意程度。第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享效率与共享合意程度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共享效率与共享合意程度双低”的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阶段,“共享效率为主、共享合意为辅”的改革开放后至千禧年阶段,“共享效率持续提升、兼顾共享合意程度改善”的千禧年后均衡协调发展阶段。主要启示为共享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唯物辩证关系,即成果共享依赖于经济基础,共享可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综上所述,共享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路径,对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具有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共享视域下可通过生产环节的使用价值最大化、交换环节的交易成本降低、分配环节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降低、消费环节的供需平衡及效用水平提高等政策措施,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本研究在选题与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创新性,尝试实证分析共享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1+1+3”研究框架,即“1套共享视域下经济增长的实现逻辑+1个包含共享效能的经济增长模型+共享、资源、技术3大效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重新解构”,一定程度上为解读“两大奇迹”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