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来自于社会底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赳赳武夫到革命作家,在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上,他的每一个步伐都是踏实而有力地配合着时代的脉搏、表达着人民的心声。从《懦……》开始,他就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命运,同祖国人民和革命事业的前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萧军内省而自制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始终坚持着自身不屈的抗争精神。这是一种自然而发的抗争精神,它的形成正倚赖于萧军深蕴的浑厚而勃发的文化意识。而这种抗争文化意识正是源于多方面的影响:在东北大野的乡土气息及本土地域固有的顽强的生存意识以及多元文化的熏染之下,萧军自身独特的创作风格日益显著,这种独异性也正传袭了“五四”文化精神的精髓。对于萧军来说,在他勃郁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不仅有着向“五四”新文学回归的趋势,更呈现着活化了的“鲁迅石”精神。这种鲜明的抗争文化意识在萧军作品中的显现是刚强切积极的。他的笔下是温柔而倔强的东北人民原始生命力的进发,是充满着高亢而犷放的民族意识野性之美的舒展,是以实现生命的真正价值为代价的刚劲导向。萧军正是凭借着自身雄厚、道劲而豪迈之笔,构筑着其独特的抗争文学,从温婉抒情到积极写实转变中,以及在其抗争精神的张扬中,塑造了一批批朴实、单纯、粗犷,甚至是北方原始特性的受难者和反抗者形象,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人物群像。这些作品通过丰富多彩的民风习俗的描写,表现了不同阶级和阶层在时代狂风暴雨中的人生趋向,他们以突出民风习俗中的神秘、激越、雄强来实现对阳刚之美的追求。在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中,萧军始终坚守着自身的独立特行,即使徘徊却也终究笃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