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诗》是儒家诗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步,本文以《孟子》一书为蓝本探讨孟子的说《诗》特点、说《诗》方式、说《诗》目的、说《诗》体现的思想以及说《诗》的影响,同时尽力还原孟子时代诗学的全貌,准确把握孟子诗学的价值和意义。正文部分分四章论述:第一章主要探讨孟子说《诗》的基本情况,包括说《诗》数量、说《诗》内容及对象、说《诗》方式。孟子说《诗》33次,侧重于说《雅》《颂》,而较少说《风》,国君和弟子为主要说《诗》对象。从说《诗》方式上来说主要有引用本义、断章取义和杂糅三种,尽管孟子有时候并没有从整体上来把握该句在《诗经》原文的本来含义,但是可以理解为这些只是孟子的说《诗》方式,都是孟子对“诗言志”这个《诗》学传统的延续,并不是刻意的断章取义,反映了孟子对经典的熟知、活用经典的高超智慧以及独特的语言审美。第二章主要探讨孟子说《诗》的目的,论述了以《诗》证道、以《诗》化人和以《诗》论《诗》三种。证道是顺延着《诗》的治国教民功能,或宣扬政治伦理,或从《诗》中寻找历史依据,论证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故事;化人和论《诗》是顺延着《诗》的审美抒情功能,还原《诗》歌曾是民歌的身份,再现当时人们的生活情感。但是化人和论《诗》都没有完全脱离把《诗》歌所体现的思想情感归于道德核心、伦理至上的政教色彩的藩篱,可以说,孟子中和了《诗》的抒情功能和政教功能,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和政治智慧。第三章主要探讨孟子说《诗》体现的思想,主要从“政治哲学思想”、“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和“迹熄《诗》亡”四个方面来论述。政治层面,他有着浓厚的尚古思想,说《诗》也充满了经世致用的味道,他跟着孔子的步伐,以推行王道,救治社会为使命和信仰,内化为责任和担当,外化为具体的实践,他的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成就了他的毕生价值。诗学层面,“以意逆志”诗学思想的提出,建立了意、志、文、辞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经典意义的建构。而他的“知人论世”弥补了“以意逆志”中模糊性和不确切性的不足,强调了一种整体思维和客观评价。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掌握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能真正的做到“知人论世”,进而才能实现“以意逆志”。这样才能将“以意逆志”转换为一种具有可行性的读诗方法或文学批评方法,而不是空洞的理论,否则他的“以意逆志”必须以知人论世为前提的原则也会流于附会。对于“《诗》亡”和“作《春秋》”,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本文认为“迹熄诗亡”原本只是孔子的一句感慨,孟子却把它当成了一种历史事实,用事实肯定了孔子作《春秋》这一行为的历史意义和道德意义,至于孔子的这一做法究竟有没有这么大,我们无从得知,孟子似乎也不关注,他更在意的是孔子这一行为的价值意义而非事实意义,是一种借圣人之口来肯定、鼓励儒世经学的做法。第四章主要探讨孟子说《诗》的影响,从“提出《诗》学方法论”,“促进《诗》经学化”,“丰富《诗》的含义、促进《诗》的传播”三方面来论述。方法论方面,孟子是在孔子诗学的基础上完成了方法理论,他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方法论的提出,具有独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直接影响到后世儒家《诗》学接受的发展,同时又跳脱出《诗》学的视野,奠定了更具普遍领域意义的文学接受视野的基础,甚至影响到当今更具现代意义的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发展,成为我国汉语诠释思想的渊源和基石。经学化方面,孟子说《诗》着眼于政教性,发扬了孔子诗学思想中“怨”的功能,是先秦诸子中最善于用《诗》的大家,促进了《诗》的经学化,他的诗学观念进一步丰富了儒家的诗学体系,也为以后中国的诗学形态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正是因为孟子把儒家思想注入了《诗经》中,促使《诗经》很快成为儒家思想的载体,也因此使得《诗经》无法摆脱伦理道德和王道思想的笼罩,不能充分彰显其独特的审美韵味和文学价值,这既是儒家学派的荣幸,也是《诗经》本身的不幸。最后,孟子对《诗》的义理的丰富是在说《诗》中通过杂糅的方式实现的,在阐释中,不断的给予《诗》价值意义,使得《诗》成为儒家思想的符号,这样《诗》就具有了知识与价值的双重功能。他在丰富《诗》的含义地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保存经典的方法,即在历史中理解经典、在动态中活用经典,使得经典给人类提供更多的智慧,发挥更大的价值,真正成为人类永恒的经典,否则经典就只是停留在过去,缺乏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