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发展正在受到更加严格的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约束,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推进能源转型,以谋求资源更加节约和环境更加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面对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呈现出的新形势,中国不断推进自身的能源革命进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来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并以能源高质量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作为能源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下能源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持续扩大开放以寻求优质的国际要素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化能源领域合作的新契机,有利于沿线国家之间加强投资贸易交流,实现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在经贸交流中加快推进中国能源革命进程。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以5.8亿万美元的规模首次超越日本,并继续以较高的增长速度稳居世界第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高技术制造化等阶段,其演变进程和中国不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进程基本保持同步。在新的开放格局下,“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是中国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开放的前沿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转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研究“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外资利用水平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将为中国相关地区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利用质量助推能源革命提供理论指导。本研究通过构建外资利用水平对能源强度影响效应的分析框架,运用面板数据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中国17个“一带一路”沿线省份2008年至2017年间外资利用水平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因素之间的作用。在模型构建中,分析了能源强度和外资利用水平的省域分布情况,并结合“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地域分布、“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前后外资利用情况的差异,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及研发强度对能源强度的作用机理。同时考虑到外资利用水平对能源强度的作用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即可能存在门槛效应,本研究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回归,最后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时间节点,分时段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1)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总体而言,外资利用水平没有对能源强度产生明显的降低或者提升作用;(2)分地区的分析结果显示,东、中部沿线省份提高外资利用水平有助于降低能源强度,西部沿线省份二者关系不显著;(3)门槛模型回归发现外资利用水平对能源强度的作用会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有所区别;(4)在“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后,由于外资更多流向重工业,外资利用水平对降低能源强度产生了负面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建议中国应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外资引入规模和产业布局,鼓励更多外资进入高技术制造、高技术服务业等低能耗行业,充分发挥外资技术溢出在降低能源强度方面的作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