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老学史上,官员注解《老子》,历代不乏其人,但明代老学中存在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官员群体性注解《老子》,官员群体成为推动老学发展的主力。本文即以明代官员群体的老学为研究对象,以对官员《老子》注本的思想解读为中心,旁及无专门注本的官员对老子其人其书的观点,以期尽可能全面地展示明代官员群体的老学思想。对文本的解读是本文研究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则研究明代官员群体老学与当时社会、思想的互动,揭示官员群体老学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及影响。基于以上目标,本文的研究重点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论文第一章,全面梳理明代老学文献。严灵峰、王重民等学者已经对明代老学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资料、技术限制,难免存在缺漏与错误,本文对明代老学文献进行全面搜集和统计,发现明代注《老》者共160人,其中官员为109人,官员占注《老》者总数的68%。在此基础上,论文对明代存世官员老学文献的注者及诠释宗旨进行概述,以此勾勒明代官员老学发展概况,进而对明代官员老学文献中出现的引文不标出处、随意改动他人著作等“侵权”现象进行分析,并对注者有疑义的官员《老子》注本进行考辨,以此解析明代官员老学文献中的特殊现象。第二部分为论文第二章,分析明代官员群体老学形成的原因及特点。明代官员群体老学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想关系密切,本文的研究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以达到“知人论世”的研究目的。明代官员群体老学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当时的科举制度、三教并立政策、道教世俗化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明代官员群体老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老学呈现上升式的发展势头。正德以前,政府尊崇程朱思想,视老子为异端,官员老学相对沉寂。正、嘉、隆时期,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诸子著作重新开始受到重视,而政治的黑暗使得文人对政府的离心力加强,程朱思想的权威地位受到新思想的挑战,老学参与了新思想特别是王学的创建,在王学的推动下,老学开始复兴。万历之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官员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欲出世却放不下世俗的生活及儒家的经世理想,欲入世又难免身心受殃,而《老子》的思想智慧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衡出世与入世的方法。同时面对社会危局,挖掘《老子》的救世之道成为明后期救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原因促成了明后期官员老学的繁荣。其二,注《老》者呈现很明显的地域集中分布特点,其中大部分分布在浙江、江苏、福建、安徽、江西五省。这是因为自宋室南渡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上述五省又是南方的文化重镇,自然成为人才的集中地。其三,明代中后期官员老学中出现了“世俗化”倾向,具体表现为老学“评点派”的兴盛。这一现象反映在官员老学逐渐兴旺的情况下,《老子》遂超出了文人的范围,开始为一般大众所接受。第三部分为论文第三章至第五章,论述明代官员群体老学在不同时期的诠释宗旨与思想内容。论文将老学史研究融入思想史的内容,以期比较全面地展现明代官员群体老学的变迁,并揭示官员老学在思想史中的地位。明代官员兼具文人与官员两重身份,这使得官员群体老学与明代思想文化联系紧密。明代官员群体老学发展演变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明前期注解《老子》的官员相对较少,但这一时期对明代官员老学发展意义重大,因为朱元璋以皇帝之尊亲自注解《老子》,挖掘《老子》中的修身治国思想,并以“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评价《老子》,这一注解宗旨为明代官员老学奠定了诠释基调。明中期时,阳明学兴起,一批阳明弟子进入朝堂,他们利用政治影响力扩大师门影响,《老子》作为王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故这一时期注解《老子》的官员多为阳明信徒,剩下的则为阳明思想的反对者。阳明派成员以心学解释《老子》,阐释阳明思想及其经世主张。而反对派对《老子》的批判集中在“虚无之弊”。从正反两方面看,明中期官员老学兴起的主要推动力是阳明学。明后期时,会通和救世成为官员老学的主题,会通派提出“以无为之心行有为之事”的主张,会通出世与入世。但在会通派中出现了过于强调“无”而流于虚无化的倾向。救世派结合本人思想特色发挥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这一时期老学还出现了以道教内丹思想解《老》者,但数量很少,且其最终注解宗旨仍落实在修身治国上。明代官员群体老学以修身治国为主旨。魏晋之后,老学以义理阐释为主流,而明代官员群体老学可是说是对《老子》治国思想的回归,且其诠释方法多样化。明代官员群体老学还具有对前代老学进行总结的特点,同时又开启了清代老学中的考据、经世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