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社会结构上，不断加快的商业化进程以及由此而来的商人地位的上升、主佃矛盾的加深，不仅扰乱了传统的“四民”秩序，也加剧了阶层间的紧张关系;在思想文化层面，学术界对程朱理学过分压抑人欲和日益脱离民众生活的质疑、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三教合一的大力提倡以及平民儒学的诞生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氛围。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氛围下，劝善书变得流行起来。劝善书是教人行善去恶的书，是在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意识下，劝说民众力行实践那些不仅超越了贫富贵贱，而且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广泛流传的伦理道德规范，它也提供很具体的行善去恶的动机。劝善书的思想主旨和基本目的是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以维持社会秩序，保持安定。　　从内容上看，劝善书主要涉及对善恶的具体界定、行善的动机以及善恶报应观。具体来说，劝善书中所列的善恶行为规范可以分为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行为规范、以修身正己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规范和针对市场行为的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都是关于世俗生活的，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劝善书所提供的行善动机经历了一个从价值理性到目的理性转变的过程，即由明中期以前的关注成仙和修身转变为明末的关注科举功名、家族延绵等现实的利益;善恶报应则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家族性、功利性的特征。　　从社会生活秩序的角度来看，劝善书中界定的善和恶都是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具体阐释。劝善书的作者对于理想的社会生活秩序有着共同的认识，他们共同倡导一种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互惠的等级制。然而在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生活秩序，即社会控制问题上则经历了一个争论和融合的过程。明朝中期的知识分子就社会控制问题中的道德本位观与行善的功利色彩以及自律与他律等问题进行了争论，而明朝末期的劝善书在这一问题上则大多采取了一种更加综合的观点:将功利追求合理化为道德规范的道德功利主义观和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能动的宿命观。　　劝善书内容和思想上的这种世俗化特色使得劝善书在明清时期极为流行并被民众普遍接受，至今仍在民众的生活中发挥作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劝善书在当今社会已不再流行，但其所蕴含的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理念，所建构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互惠的等级制，所揭示的道德功利主义、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社会控制方式已经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对于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