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金融中介，其发展变化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商业银行为何存在，有何优势?国外现代金融中介理论从成本观点和功能观点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和论证，但是结合我国金融实践，运用金融中介理论对商业银行进行研究的不多，且有待深入。 本文试图以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信息成本观点为分析视角，以借贷关系为核心范畴，通过对借贷主体在具有不同信息交流结构的农村和城市这两个区域，选择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不同合同方式的过程分析，揭示商业银行是否具有集中监督的信息成本优势，从而预示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 本文首先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入手，分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如何影响借贷双方的行为和利益，评述Diamond(1984)模型通过以对借款人不监督、监督和委托金融中介监督三类合同成本分析比较的方式而得出的金融中介存在集中监督成本优势的结论并不全面，且模型可能存在的变量和假设条件的局限，有待在中国农村和城市两个区域扩展，实际验证和进一步完善。 农村区域特性决定了个人直接借贷的双方信息透明度高，信息成本低，且他们借贷合同的实施大都基于无限责任。通过对农村三类合同的实施成本分析比较，得出两方面结论：第一，金融中介在农村个人借贷市场缺乏委托监督的信息成本优势；第二，以个人借贷为主要形式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区域将长期存在。这样也较好地解释了当前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稳定发展的经济现象。 与农村相比，城市区域特性决定了可能的个人直接借贷者不熟悉程度大，信息成本较高。通过对城市三类合同成本的分析比较，得出结论：分散的出借人委托金融中介集中出借监督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个人业务是商业银行一项长时期的优势业务。城市的企业借款人情况与个人有所不同，在企业借款初期，企业与分散出借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障碍，金融中介具有集中监督的成本优势。经过初期发展后，一部分企业借款人通过留在银行的记录积累了声誉，直接借款成为可能，获得比中介借贷成本更低的融资途径(即直接发债)。但是，若这部分声誉积累企业与银行继续交往，借款合同可扩展为以声誉为抵押的合同，银行监督成本又可降低。若银行与这类企业持续关系足够长，最终，银行贷款合同成本逼近企业发债合同的成本。此时，这类企业的发债与银行贷款无成本差别。通过以上分析，第一次以委托监督成本理论解释了这类企业为何在可选择发债的同时也选择继续从银行贷款的现象。 为更好地验证本文的理论分析结论，通过温州民间金融的具体案例来验证民间借贷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通过温州农村一笔具体贷款的信息成本分析验证民间借贷信息成本比中介借贷低。通过温州民间借贷与银行贷款的问卷调查，验证了农村借贷双方信息获取成本低、借贷效率高、合同实施以无限责任为基础等观点。以中国农村民间借贷与金融中介借贷的模型，验证了民间借贷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上有较大的相关性。利用中国银行业的具体数据和某市国有商业银行的案例，说明中央银行降低贷款利率下限管制以及商业银行对声誉企业下浮贷款利率的必要性，对于资信优良企业，商业银行贷款与发债成本相比仍具有优势。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完善了Diamond(1984)模型的变量和结论，而且在实践上应用Diamond(1984)模型解释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现实方面开辟了新视野，得出了新的有意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