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是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重要理论范畴,它们不同于西方对“性”、“情”的界定。中国古代文论中,“性”代表了全体,是永恒和稳定的内容,“情”则代表个体需要,它是变动不居的。二者是中国古人对自我以及外部世界的探索的重要出发点,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理论源头。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性与情关系定位则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们对文学与人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性与情关系定位则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学理论当中所隐藏着的精神本质。“性”、“情”的内涵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它们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长河中呈现着一种此消彼长的规律。本文主要以历史为线索,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出发点,论述性、情关系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中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章主要论述先秦两汉以及北宋时期在传统儒家以及程朱道学影响下,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性、情关系所表现出的“以性束情”思想。现代研究一般认为程朱道学是新儒学阶段,在性、情论上,其与传统儒学都是从外部社会需要出发,通过提倡“礼”或“理”的规范来引导和提高人的善性,反对个体的情欲。在文学理论当中,以性束情论具体表现为“诗言志”、“讽谏说”、“教化论”等一系列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中,而在文学理论的审美层面主要体现为提倡“中和”之美。第二章主要从老庄“道法自然”以及魏晋玄学的思想出发,论述魏晋与唐代时期“情性平衡”的文学理论思想。这一时期,不论是魏晋时期的“文气论”、“缘情论”、“酌理富才”还是唐代的“写意论”都集中体现了此间性情平衡的文学理论观念。过去人们习惯于从“诗缘情”这一概念出发,认为这是一个重情的时代,但是当时的情并不是片面的,性与情在当时的文论中不仅同时是两个重要的理论层面,而且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存在,而是一种统一的关系,当时的文学理论亦从人的自然需要出发肯定性、情。这种性情平衡理论思想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个体的人的觉醒,在这种文学理论中萌生着一种深刻的文学自觉精神,那就是文学为个人需要服务,文学创作要熔铸性情。在这种理论思想的作用下,在文学乃至其他艺术创作中都强调审美之“真”。第三章主要是介绍在陆王心学兴盛时期,由于思想解放所激发出来的“主情反性”的文学理论思想。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真正服务于人情之所好的时代,主情反性的文学理论思想充分肯定“情”在文学与人生当中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不论是李贽、汤显祖还是袁枚、王夫之等都明确宣扬“情”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体现在审美上就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