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围城》与《儒林外史》这两部小说由于在题材选取和审美品格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文学批评界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二者放到一起加以比较。但一般论者都只是从一个方面加以对比，而且习惯于分出高下优劣。本文试图从作者的创作态度、作品的思想主旨、美学特征、结构特征等方面全面揭示两部作品相似而又各异的艺术世界。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围城》与《儒林外史》都是本着理性的态度对世事人生加以解剖，但结果却迥然不同。《儒林外史》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作者所深恶痛绝的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和恶劣的社会风气，而且满怀一腔火热的“济世”热情替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开出了疗救良方，同时也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围城》则受西方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想的影响，深入考察人性的根本颓败和处于现代文明下人类的生存困境。《围城》的讽刺无论在对象还是叙事手法上都有别于《儒林外史》，但毫不影响二者同为讽刺小说的经典。二者都表现出悲喜交融的审美特征，但在喜剧质素上《围城》显然较《儒林外史》更为丰富；二者结构各异，却在对结构的认识以及结构与内容关系的处理上取得了共识，都具有人物小说的结构特征。总之，二者在很多方面达到相通，但时空的巨大变化毕竟造成了很多差异，《围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现代文明的成果，显得更加深刻与丰富。但区分高下是毫无意义的，文学作品不能用固定的规范与教条去匡正。